姜淼芳 肖爱
（原文载于 《江苏高教》2017年第9期）
【摘 要】 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科建设存在逻辑冲突与价值迷茫、动力单一与方式异化、特色缺位等问
题。学科交叉是应用型本科院校顺应知识发展规律的战略抉择，也是彰显其本质的应然路向，更是实现人才培养
目标的必然策略。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科建设需要创新学术组织与科研平台的管理体制；创新人事管理与学术评
价体制；以课程群建设为核心创新学科课程体系；建立倾向性的财政投入机制。
【关键词】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科建设；学科交叉；课程建设
现代大学的学术水平与综合实力主要是通过学科水平来体现的，因此，“推进学科建设、提升学科水平”就成为我国高校发展的核心途径，特别是在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以学科发展为核心的大学竞争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但与老牌重点大学相比，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科建设存在着“起步晚、基础弱、资源少”等“禀赋不足”，如果走老牌重点大学学科建设的路子势必会处于竞争劣势。因此，厘清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通过制度创新探索一条适合其学科发展的新路子，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必要的战略选择。
一、自主性缺失：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科建设模式的反思
（一）对政府权力的倚重造成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科建设的逻辑冲突与价值迷茫现代大学的学科建设既需要有学科发展的内生性动力，还需要有政府制度的外部推力，前者使学科获得“内在合法性”，后者使学科获得“制度合法性”，两种动力缺一不可，并要相得益彰。然而，由于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控制着各种学术资源，实际上是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或主导了大学的学科建设。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学科外部行政权力使学科建制化的结果，行政权力对学科方向、学术范式、团队组织、活动方式等进行精致的管理，使学科呈现出“他主性”的发展样态。不过，这种模式对于“初生”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科建设来说，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人力、财力及学术资源来提升学科规模与学科水平。“政府行政权力推进型”的学科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大政府、小社会”的管理理念之上的，政府主要是利用手中的财政拨款与经费分配权力来操控大学的学科发展。这种方式看起来是政府权力操控，实际上是权力驱动与投资驱动相结合的方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诸多弊端：一是造成政府推动的经济权力逻辑与学科发展的知识逻辑之间的冲突。应用型本科院校多数集中在地级中心城市，政府对这类高校的投入无外乎出于“区域发展”与“政绩工程”的需要，这足可驱动政府对辖区内的大学进行大手笔的投入，甚至以经济投入作为推动学科建设的唯一途径，至于这些大学的学科发展的经费需求量到底有多大、该如何投入、如何使用、如何提升投入效率等问题常被政府忽略，这就会导致大学的学科建设成为追逐金钱的“游戏”，而“当一个学科为谋取金钱而决定采取一些行动，它必定会丧失其精神和文化”［１］，学科建设必然会出现“空心化”与“短期化”现象。二是造成学科发展的工具性僭越价值性。“政府行政权力推动型”模式导致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的自主性被行政权力挤压，学科发展面临自主追求真理性还是被动接受权力控制的两难价值选择。如果大学安于行政权力对学科发展的控制，就意味着大学学科建设践行了“适应论”的发展哲学，学科发展选择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学科理应有的使命、责任与文化就会被遮蔽。只有让大学在政府恰当的引导下自主选择学科发展模式，才可能使学科发展在追求真理与适应社会之间取得平衡，才能引领社会发展与提升自身价值。
（二）对学术资源的过度依赖导致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科发展的动力单一和方式异化通观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科建设的基本历程可以发现，经费、课题、奖项与成果等四种资源已经成为应用型大学学科生存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命脉”。由于除了成果以外，经费、课题与奖项三项核心资源几乎都被政府所掌控，从实际来看，政府掌控了应用型大学学科生存与发展的“命脉”。“当一个组织的依赖性大于另外一个组织时，权力变得不平等。”［２］应用型大学与政府间的依赖关系导致学科建设出现两种弊端：一是学科建设的学术资源出现严重的行政化与官方化倾向。政府对学科建设资源的预算、分配、评估等环节全面掌控，非政府型的学术基金与学术资源发育不完整，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导致政府成
为学科建设资源的唯一来源。二是极可能会导致学科建设异化。学科建设的终极目的是促进知识生产、知识应用的效率与效益，学科资源的获取仅仅是学科建设的条件，当学科资源被政府所垄断之后，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大学学科就会不遗余力地向控制学术资源的政府机构示好，甚至可能会不择手段地“贿赂权势”以获取学术资源，“学科建设的内容和手段简直异化成了搞公关、拉关系、跑项目、买奖励、送礼包……学科建设充斥着一种不健康的浮躁、腐败文化”［３］。
（三）跟进模仿式的建设方式导致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科发展缺少特色学科建设是彰显高校特色的重要途径，因此，大学必须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与办学特色开展学科建设，而不是跟风式或模仿式建设，否则就会形成“千校一面”的局面。但是，我国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科建设缺少对自身办学定位的分析，采取“瞄准前沿、重在引进”的方式盲目模仿老牌重点大学。尽管跟进模仿式的学科建设方式可以减少探索的风险，提升成果的概率，但是，这种方式可能会忽略学科建设的适切性，还意味着很难获得学科的核心理论与核心技术，难以实现超越，在学科知识生产上受制于人，只能跟在其他高校后面产出一些非核心的外围知识与技术。大学竞争的核心在学科竞争，其中主要包括学科理论原创性与学科知识（技术）的应用两个方面，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而言，很难在学科知识与学科技术的原创性方面形成竞争优势，只能在知识应用与技术应用方面形成特色。但是过度跟进与模仿很难有关键技术的发明创造，只能在一些理论或技术上修修补补。所以，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具备战略眼光，走自主创新的特色化的学科建设之路，只有从本校的实际情况与区域需求入手解放学术生产力，释放学术创新力，才有可能实现学科特色化发展并提升学科竞争力。
二、学科交叉：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科建设的道路选择
（一）学科交叉是应用型本科院校顺应知识发展规律的战略抉择学科是知识发展的产物，知识的发展方向也是学科的发展方向。根据知识的发展态势，大学学科建设也呈现出两个基本走向：一是学科的不断分化与细化，形成很多分支学科；二是学科不断交叉与融合，从而产生具有综合化特点的新学科。一般说来，学科的分化是在对某一高深知识不断“穷究”后出现的，这种情形主要出现在研究型大学，因此，研究型大学承担了大部分的学科分化任务。学科的交叉与综合主要是在知识的具体应用中出现的，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导致了单一知识无法解决，需要多种知识参与问题的解决，这些知识又不可能是简单的叠加，而是知识之间要实现内在联系，在内涵上达到耦合，这就是为学科的交叉融合创造了条件。因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主要是在应用型大学中完成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建校时间短、学科基础弱，在传统学科上很难与老牌大学相抗衡，但是，这类高校又具有包袱少、应用性强的优势，因而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另辟蹊径，采取错位发展的战略思路。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的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不同学科之间实现渗透、交叉，并与技术与社会实现融合，而“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新的科学生长点、新的科学前沿，这里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科学突破，使科学发生革命性变化”［４］。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要在知识的应用中实现学科的交叉与综合，形成新的学科方向与学科优势。
（二）学科交叉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彰显其本质的应然路向应用型本科院校最为凸显的“质的规定性”是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基础，融合学科特点与行业需要来设置专业，培养应用性的专业技术人才。这就需要学校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以问题为导向”突破既有的学科界限，实现学科交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指出：“高等学校要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与教育相结合的团队。”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的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发展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必然要求实现“跨界”的知识技术聚合与创新，因为这些战略新兴产业无不涵盖了多个学科，需要多种学科的人才和技术来支撑这些产业的发展。同时，应用型本科院校真正开展本科教育的时间比较短，长线或老化学科比较多，实力不强，学科发展起步晚，存在“学科小且面窄、人员少且不精、组织松散凝聚性差”等特点，使得应用型本科院校处于本科高校生态群落的最边缘，受到多个圈层的挤压，资源获取能力与资源附着能力较差，在竞争中必然不具优势；同时，这种非均衡性竞争会导致高校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或“极化现象”。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科建设必须回归“应用性”与“区域性”，抓住产业集群化与科技需求综合化的现实需求，通过学科交叉构筑学科平台、争取学科资源，在学科建设上形成比较优势。
（三）学科交叉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然策略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应用性”既是指专业设置的应有性，还指人才培养规格的“应用性”，应用型人才的突出特点就是专业知识的实践应用能力。传统社会是一个线性社会，社会问题都可以采用知识叠加原理来解决，即将研究对象分解为多个小系统分别进行研究再进行叠加的；而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人不是原子或质点，组织也不是质点的集合体，科学也不是单一知识的构成……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复杂系统”［５］。在这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中，“简单的因果解释中的机械方法和模式会变得越来越不适用……而是要根据大量独立因素的共同作用来解释，而这些因素的数量之大，使我们根本别想哪个人能够加以观察或操纵”［６］。可见，传统的知识叠加原理很难解决现实问题，而必须对问题进行整体和系统的动态把
握。因此，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特点是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多学科知识与技能。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生存空间在于对社会的适用性，因而必须通过学科交叉来培养人才知识与能力的复合性，以应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特别需要对传统专业进行多学科改造，实现学科交叉产生新的学科或专业，最近几年一些颇受学生与用人单位欢迎的“新工科”就是在传统工科的基础上，融入现代信息学科、艺术学科等多种学科的结果，如动画、数字媒体技术、信息工程等专业就是通过多学科交叉较好地满足了社会需求。就人才的“应用能力”来说，需要在专业教育过程中实现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以韩语语言文学专业为例，它不仅仅是对韩语词汇与语法规则的掌握，而是应该以实践能力培养为导向进行文化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全面的知识与能力培养，而如果这类选修课过少，这一类的学生就会被局限在本专业范围内，造成知识和能力的残缺；香港很多大学针对工科学生开设管理类课程，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培养学生企业管理经营能力。
三、体制机制创新：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科建设的行动路向
（一）创新学术组织与科研平台的管理体制，发挥学科的交叉与协同效应
大学的学术组织主要包括教学组织与科研组织。当前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沿袭了传统高校的学术组织管理体制，将学院、系、教研室作为学校内部三级教学科研组织结构，从权力架构来看，这是典型的科层制组织结构。由于组织体系内权力
与信息传导层层递减，导致整个体系管理僵化、信息失真、效率低下；同时，科层制的学术组织结构导致学科分割过细、各自为政，本来就不富足的学科资源就会被分离和稀释。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首先需要改变科层制的学术组织管理体制，减少学术组织层级，实现扁平化发展，仿照学部制建立“大院制”学术组织，减少系与教研室两个层级，促使学科的交叉，特别要鼓励二级学院以重点实验室、多学科科研项目、多学科教学科研团队等为突破口来凝练并培育新的学科方向，开设多学科或交叉学科课程，消除教学资源由系或教研室所有的传统，以学科方向或学科项目组为基础建立教学科研平台；“着眼于共同兴趣与专业，建立基
于课题的教学学习型组织”［７］，形成以课程群或课程组为基础建立的教学组织体系，在每个学科内部可以设置课程组与科研组，其中课程组的人员构成要相对稳定，而科研组可以是机动式或虚拟式的，实行项目主持人负责制，如可以依托项目设立交叉学科研究院，还可以实施“学科交叉人才培养计划”。
（二）创新人事管理与学术评价体制，提升学术人员参与交叉性学术研究的积极性学科交叉的核心就是学术人员的交叉，但是，现有的人事管理体制与学术评价体制过于追求“部门归属”与“学科类别”，对于学术人员来说，即使在交叉学科中产出不俗的成果，也可能会因为“学科归属不明”而得不到合理的评价。因此，参与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往往会降低它在原学科领域内的学术影响力，甚至还会对其未来的学术生涯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针对这种情况，学校首先要创新人事编制管理制度，对交叉学科的学术人员实行固定编制和流动编制相结合“弹性编制”制度。可以在学校“顶层规划”的基础上赋予交叉学科组织或部门在人员待遇、职称评定与经费分配等方面更多的自主权；对跨学科的学术人才进行遴选后纳入“跨学科人才库”，实行特殊管理，实行跨学科研究中心与学院共聘，成果归属共享。其次，学校要创新学术人员的考评机制。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基本采用“积分制”对学术人员进行业绩考核，其中教学与科研属于考核重心，但是，跨学科学术人员很难在论文发表、成果鉴定与奖项获取等方面形成优势，因此，学校要结合交叉学科学术研究的实际采取灵活机动的评价政策，注重交叉学科的业绩与未来走向，实行价值性考核与成果性考核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同时设立校级“交叉学科评价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交叉学科学术人员的考核工作，要组织包括校内外专家在内的考核评估小组参与评价工作；考核指标体系中要体现交叉学科在学校学科建设中的作用，体现其成果孕育周期、成果的质量与团队的合作性等。
（三）以课程群建设为核心创新学科课程体系，提升学科之间的协同效应课程是学科的重要载体也是学科建设成果的展现，同样，课程建设可以促进学科建设。课程群是知识交叉创新的结果，学科的交叉与发展离不开课程群的建设。新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与学科之间的知识互动、模式组合以及方法碰撞紧密相关，这就需要通过课程群建设来促进学科之间协同效应的发挥。在课程群中，不同学科课程可以博采各学科之精华，最终实现创新而形成新学科；学科课程之间还可以通过交叉而形成新的知识逻辑体系，进而形成新学科；还有一些学科课程通过对某一共同研究对象的关注，形成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而改变既有的学科格局。正是由于学科课程之间的有机联系，才会使知识在混沌向有序进化的过程中酝酿新的学科。高校需要“构建一套决策数据信息标准体系，其中不仅需要包含着各类与课程设置相关数据信息”［８］———学校根据这些数据体现的社会需求，有目的有计划地改变原来“原子化”的课程结构；而且要强化课程群建设，突出学科课程体系的协调效应，发挥课程群在学科交叉中的作用。
（四）建立倾斜性的财政投入机制，有重点地支持部分学科进行交叉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资源来源渠道单一、体量过小，要想全面投入促进所有学科进行交叉的可行性较小，因此，政府和高校应该建立学科交叉专项财政投入机制。而政府的财政扶持政策需要转变传统的“政府乱点鸳鸯谱”的做法，而是要根据社会需求进行学科评估后确定重点扶持学科。社会需求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应用空间，是促进学科发展的最强劲的外生性动力，科学史表明，社会需求与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的生长点。作为主管政府需要根据当地社会需求和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评价结果来确定哪些学科进行交叉，政府要建立专项资助政策，学校要对“学科交叉发展”进行专项预决算，对交叉学科的项目启动、成果孵化与外围配套形成稳定资助；学校和学院要针对教师参与学科交叉学术活动制定倾向性政策，如在成果认定、工作量补贴、探索性工作等方面提供鼓励性基金；探索建立鼓励学科交叉教师的聘用、评价和考核等机制以及不同学院之间的学术互惠机制；对交叉性强的“学科特区”赋予财、权、人等资源的自主调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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