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刘彦君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 2018年9月4号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高等教育逐步进入普及化阶段，推进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成为社会共识。国家层面，教育部等三部委印发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将加强应用型高校建设作为高等教育分类管理、特色发展的重要举措，《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明确将应用型作为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类型纳入院校设置工作；地方层面，20余省（区、市）出台了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变的文件，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改革提供了政策支持，遴选出了300多所高校开展试点；[1]学校层面，很多地方本科高校通过调整学科专业、改革课程教学、加强校企合作、开展应用型科研和社会服务等途径积极向应用型转变。在应用型高等教育如火如荼发展背后，也存在问题重重的一面：理念上，对应用型高等教育的态度已从初期的争议与反对发展到不争议、不反对的依从阶段，但尚未完全达到对应用型的主动认同阶段，更未达到为建设应用型高校、发展应用型高等教育而自觉行动的内化阶段；理论上，应用型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尚未形成，经验总结不够系统、深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实践上，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陷入新的路径依赖，乏于创新而长于借鉴，多是表浅性、阻力小的增量改革，如将专业改头换面、建设创新创业大楼、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挂牌实习实训基地等。基于上述问题，笔者采用历史研究方法，对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以系统探究和总结其发展经验、特点和规律，前瞻未来，以资为应用型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一、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
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发展可分四个阶段，，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由浅入深、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
（一）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中叶，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1.部分新型大学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探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解决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要求，党和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发展高等教育，复建、改建、新建了一批新型大学。部分新型大学为与老大学错位发展，先后举起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大旗，拉开了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的序幕。
1980年，（原）江汉大学（现江汉大学经合并、升格，与此江汉大学名称相同而实有别，故此处在前加“原”，下同）在武汉市创立。[2]建校初始，学校进行了系列探索、改革和创新。首先，明确与武汉市的关系：服务地方，明确自身在高教体系中的位置：学习老校，但不看齐老校，办出自己的特色；其次，摸索出一条有别于老校“学校办社会”的“社会办学校”之路，通过租借教室和教学设备、抽调干部、使用兼职教师和聘任教师、组织劳动服务公司等方式，创新办学体制；第三，调研地方人才需求，灵活设置专业，多样化办学，有三年制统招班、两年制和三年制专修班、半年制和一年制短训班、函授班等，深入农村设立教学点、开办农学系等，培养地方急需的应用型人才；最后，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深入工厂车间调研，科学制定培养计划，编写特色教材，加强实践教学，建立“早期实习、多次实习”机制，确保人才培养质量。[3] [4] 1984年，《瞭望周刊》介绍了江汉大学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经验和成效。[5]同年，（原）江汉大学与金陵职业大学等6所学校共同发起召开了“全国短期职业大学第一次校际协作会”，教育部派人全程参与会议。与会人员对职业大学的性质、规格、办学指导思想、培养目标等进行了探讨，一致认为职业大学是普通高等教育的专科层次，应为地方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应用型人才。[6]
1985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分校和华东纺织工学院分院的基础上成立。成立之初，该校纺织学院就以1985级新生为对象，在自愿选择基础上，开展为期4年的产学合作教育试点。实验采用每学年三学期制：理论教育2个学期，在校内进行；工作教育为1个学期，在合作工厂中进行。合作教育过程中，兼顾学生、工厂和学校三方权益和义务：工厂对参与合作教育的毕业学生具有优先选择权，培养的学生分配至他厂，培养厂方有权收取培养费，工厂向学生、学院全面开放，指导和考核学生的学习；学生工作学期可以学习技能、熟悉生产、了解生活、提高能力，毕业后见习期可由一年缩短为半年；学校负责全面组织教学，在合作教育过程中可获取工厂的技术和管理信息。实验结果表明，合作教育成效明显。[7]此外，该校还积极探索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产学和产学研合作教育，如与电业管理局开展合作办学，依托实验室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在大众汽车公司和上海汽拖公司支持下，与联邦德国一所高等工业学校合作，按德国工程教育模式试办本科实验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与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联合兴办汽车工程学院等。1986年，该校在原校务委员会基础上成立教育发展基金会，以加强校企联系，促进校企合作。基金会定期举办联谊活动，了解企业需求，招收和培养学生，建立实习基地等。至1989年，共有91家企业参与基金会，筹得资金152万元，有30%的毕业生进入基金会企业工作。此外，该校还实施按系招生、分段教学、模块化教学、加强实验实习、毕业设计真题真做等教育教学改革措施。[8] [9]
1978年，南通学院纺织科在南通市复建，称“南京工学院南通分院”，后几经更名，于1985年升格为南通纺织工学院。1987年，该校明确提出应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本科高校的地位和作用，大多数本科高校应培养工程应用型人才，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一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扩大专业面，促进专业融合，如将机械制造专业拓展为机电一体化专业，增强“电”与“机”的融合发展，服务纺织行业；二是优化教学计划，整顿和开放实验室，调整实践教学比例，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三是改革和创新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如加强教学管理，建立教学检查和考核制度，改革考试制度，对学生实行“中期筛选制”制度，加强对学生课外活动的指导，加强学生能力培养等；[10]四是通过开展社会服务，加强应用型科研，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高师资水平，如为企业测试新型进口喷气纺织机、对热交换器盖板进行应力和应变分析，积极参加社会“夺标”活动，开展技术研发等。[11]
除上述高校外，（原）上海大学、（原）广州大学、金陵职业大学、无锡职业大学、合肥联合大学等高校也开展了培养应用型人才探索。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出现过热。教育界也存在类似情况，高等教育规模一定程度已超出我国经济承受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同时，很多学校向老大学看齐，追求高学历，热衷更名、升格，教育趋向同质化。[12]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有部分老师和学生提出希望提高规格。[13]虽然培养应用型人才已成为很多新型大学的共识，部分高校也进行了改革和创新，积累了很多经验，然而真正全面实施却因为主客观条件限制，难以落实，而且因为发展过快，这些新型大学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14]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随后，高等教育领域开始进行整顿。[15] 1990年，面对治理整顿期间职业大学发展存在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江汉大学开展了“江汉大学怎么办”的办学指导思想大讨论。是继续坚持办职业大学，培养应用型人才，还是改弦更张，走普通专科教育的路？面对新形势，相当多的人认为应该走高专的路子。[16]1991年11月，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专科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职业大学“一部分应办成培养高级技艺型人才为目标的高等职业教育”，一部分“可以明确为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即职业大学“分流说”。[17]分流说对职业大学带来了巨大震动、困惑，甚至混乱，一时人心思变，部分职业大学借此转入普通高等教育。另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尖端科技迅速发展，使得我国对尖端科技人才的需求增加，国家教委开始着手计划集中力量办好重点大学。[18] 1993年1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了“211工程”。一些省（市）和高校闻风而动，开始为申报做准备，如上海市打算推荐地方院校进入“211工程”，于是推动成立新的上海大学。[19]
2.高等理科教育培养应用性人才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高等理科教育出现专业重复设置、规模过大、毕业生分配难、毕业去向工矿企业人数急剧增加等问题。[20]国家教委十分重视，于1988年组织调查组调查理科人才社会需求和使用情况，多次召开会议研讨。1990年7月，国家教委在兰州召开“全国高等理科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对高等理科教育培养目标进行了修订，强调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是高等理科教育基本任务的同时，扩大了理科教育服务面向，即把多数理科生培养成具有良好科学素养的应用型人才。[21] 1992年，国家教委颁布修订后的理科专业目录，增加了一批应用型专业，制定、颁发了理科专业的规格和要求，将人才分为“基础性”和“应用性”两种规格，对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22]各高校积极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进行探索。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把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之一；二是建立分流制度，一方面将专业分为“基础类”和“应用类”两种，如数学和应用数学，另一方面对基础类专业学生在培养后期进行“基础性”和“应用性”分流；三是积极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应用型人才，如采用产学研结合“3+1+1”“3+0.5+0.5”形式进行培养，建立应用性课程体系，建立应用性课程实验室，加强实践教学等。[23]经过几年探索，高等理科教育面貌得到一定程度改观，积累了一些培养应用性人才的经验。
1995年，我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着重加强和扶持科技与教育事业发展。在科技研发投入方面国家推出“973计划”，加大了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等经费；教育方面，国家推出“211工程”“985工程”等。随着投入增加和科技发展，社会对理科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加之研究生规模的急剧扩张和专业学位大量出现，高等理科教育面临的危机得以解除。[24]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的本次浪潮逐渐退却。
（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对应用型本科和应用型大学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平稳，高等教育稳中有升。一些职业大学开始拥有本科专业，部分专科层次高校升本或合并升本，这些高校基本未受“211工程”“985工程”影响，开始对应用型本科教育和建设应用型大学进行探索。
1.“应用型本科”的提出与探索
1992年，国家教委批准杭州高等专科学校更名为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作为中德政府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试点高校，学制由三年延长至四年（一年用于开展生产实习），纳入本科批次招生，毕业发本科毕业证，该校认为此种本科应称为“应用型本科”。经过几年教学实践，初步形成应用型本科教育模式，该模式具有三方面特点：一是理论教学环节面向实际应用，基础学习阶段不合格不能进行专业阶段学习，课程内容精、新，教学形式多样，强调自我学习，重视实验教学；二是生产实践环节注重应用能力培养，安排两个实践学期，一个是通常安排在第四学期的认识实践学期，一个是通常安排在第七学期的技术实践学期；三是招收“实践生”，从具有两年以上生产实践经验、具备高中学历的职工中招收新生，学校根据实践生特点制定了专门教学计划。[25]为加强实践教学，学校推出了系列保障措施：一是成立生产实践领导小组，负责校系和校厂间的联系沟通；二是制订实践教学规范，逐步完善实习大纲、实习计划和指导书等教学文件；三是扩建、新建校内实习基地，强化校办工厂的教学职责。[26]此外，该校还学习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经验，从企业一线引进技术人员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27]课程建设方面，该校制定了“课程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及标准”，突出培养应用型人才特色，赋予较高权值；在修订教学大纲和选用、编写教材时，强调知识的先进性，树立“大教材观”，电子教材、音像教材与文字教材配套建设。[28]
2.“应用型大学”的提出与探索
1978年，湘潭煤炭学院成立，1981年更名为湘潭矿业学院，1997年更名为湘潭工学院。1990年，该校成立董事会，与28家董事单位建立互惠互利关系，推动产校合作。董事会成立极大推动了学校发展。一是建立了董事会基金，其利息设为“董事会奖金”，以奖励优秀学生、教师和对董事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员；二是积极与学校开展科研合作，联合进行技术攻关，成果显著；三是与董事单位共建校外实习基地，指导学生实习；四是捐资办学，为学校建了培训楼、游泳池等，改善学校办学条件；五是广泛听取董事的意见建议，先后进行了两轮教学改革。[29]教学改革方面，一是在保持行业特点前提下，对传统专业进行改造，如将煤田地质与勘查专业向市政工程专业方向拓宽、采矿专业向建筑工程专业方向拓宽等；二是开设主修、辅修专业，如“工科+经营管理”“工科+计算机”等，培养复合型人才；三是实行分段学分制，一二年级为基础段，基础段学分未达要求不能进入下段学习，需对不合格课程进行重修，三年级至毕业实习前为专业段，专业段学分未达要求不能进行毕业实习；四是加强实践教学，计算机、英语等基本技能训练四年不断线，基本技术（如机械类专业的金工技术）认证化、实习生产实战化、毕业设计课题化、科技活动规范化等。[30] 1998年，该校对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进行了深度思考，决定不能盲目攀比、一哄而起，也不能自甘落后，放弃努力，应该瞄准社会需要，定位为“应用型工科大学”，服务面向定位为“立足行业，面向社会”，办学特色突出“培养综合素质好、受基层欢迎的工程技术人才”。[31]
此外，湖北三峡学院也对建设“合格的综合性应用型本科院校”进行了探索。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为应对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我国1999年开始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32]高校大规模合并、升格潮随之而来，高等教育格局为之一变。2000年，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变更为本科层次普通高校，2001年更名为浙江科技学院；2000年，湖北三峡学院和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合并组建三峡大学；2003年，湘潭工学院和湘潭师范学院合并组建为湖南科技大学。受此影响，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本轮探索几近夭折。
（三）21世纪最初十年，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对建设应用型高校的探索
1.部分工程应用型新建本科高校的有组织探索
2000年，一批20世纪90年代后期被教育部遴选确定为“全国示范性高等工程专科重点建设学校”合并升本，如南京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原隶属国家机械部）和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原隶属国家电力部）合并升格建成南京工程学院。这些学校成立后，将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工程大学”作为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
南京工程学院成立后，开始思考如何充分发挥强强联合优势、在强校如林的江苏高校中脱颖而出的问题。经过全校思想大讨论，学校确定了建设“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开放型、高水平应用型工程大学”的办学目标。[33] [34]为培养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该校探索形成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一是教学、科研、科技产业三位一体，该校较强的科技能力和发达的校办产业成为实现产学研结合的强力支撑；二是充分发挥校办科技产业优势、科研优势和职后培训职能，主动与企业联系，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三是紧紧把握社会需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35]该校十分重视学生对多学科知识的掌握和有机融合，注重对学生进行工程意识、工程能力和专业技能的训练以及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培养。为此，该校借鉴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经验，基于产学研结合教学模式，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大胆改革，实现“三个转变”：专业上拓宽口径，实行“大专业教育”；规格上培养“合格+特长”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上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36] 2002年7月，南京工程学院承办“教育部高教司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29所工程应用型本科高校参会。会上，南京工程学院与长春工程学院、湖南工程学院等高校共同发起成立“全国工程应用型本科教育协作组”，协作组负责研究应用型人才培养相关问题，交流经验、开展合作和交流活动等。[37] 2007年，协作组发展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应用型本科院校专门委员会”，参加成立大会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有100多所，会议达成了围绕贯彻落实“质量工程”开展工作，结合“质量工程”进行课题研究等共识。[38] 2007年，南京工程学院与美国UGS公司、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签约，共建16个合作项目，项目由企业提供总价值近2亿元的软、硬件设施，学校提供实验中心和工程中心场地及配套设施，共同开展科技研发、企业生产、产业孵化、师资训练、学生实验实习实训、技术培训等活动。[39] 2008年，该校总结形成了多元化、多样式产学融合模式：一是校办企业反哺模式，与6家校办企业紧密合作；二是教育与生产一体式合作模式，与企业紧密合作，实现“厂房课堂化”和“课堂现场化”；三是企业与学校合作模式，由企业开展培训、认证等，使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融合，与国际接轨；四是校—企双主体合作模式，在人才培养不同阶段，分别由学校和企业进行组织和管理；五是校-企股份制合作模式，由企业出资和学校共同建立公司制盈利性运营机构，实现科技成果资本化；六是学校-政府合作模式，与政府职能机构共建进修中心等，开展培训、考级、认定等工作；七是学校-科研院所合作模式，共同进行项目攻关、成果转化等工作；八是国际深层合作模式，从合作办学、教师交流、语言培训等，发展到共建“中德技能培训中心”等。[40]2009年，该校科技产业园实现销售收入8.5亿元，上交税收1.5亿元，研发的新一代轨道车辆自动门项目荣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成为应用型大学的“引领者”。[41]
经过几年改革和发展，这些学校的办学实力得到了较大提升，南京工程学院、湖南工程学院、长春工程学院等先后被批准为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随着办学实力的增强，这些高校对应用型办学定位和目标有所松动。
2．部分地方本科高校百花齐放式的自发探索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推进，高校间竞争加剧，资源紧张，在研究型高校、老牌高校和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之间的“夹缝”中生存，成为摆在地方高校，尤其是地方新建本科高校面前的问题。一些前期具有较丰富应用型办学经验但因多种原因对应用型高等教育探索放缓或中断的高校，以及一些应用型办学经验不够丰富但寻求错位发展的高校，纷纷加入探索应用型高等教育的道路。
北京联合大学是1985年在15所大学分校基础上组建的综合性普通高等学校，1993年以后，北京联合大学逐渐成为独立办学实体。[42] 1993年，该校提出要建立新的办学模式即直接服务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教学、科研和生产一体化运行机制，培养应用型人才。[43] 2003年，该校对办学思路进行了思考，确定了“发展应用性教育，培养应用性人才，建设应用性大学”的办学定位和“争创一流”办学目标。[44]为此，该校开展了系列实践探索，一是遴选专业开展应用型试点，二是构建应用型学科专业体系，三是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四是开展教育教学改革，五是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45]
2004年，黄淮学院在驻马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原职业技术学院（民办）和驻马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经体制改革建立。建校之初，该校提出“以服务求发展、以贡献求支持，以特色求生存”的发展理念，确立了培养应用性人才的人才培养定位。2007年，该校与苏州国际软件园合作，开展学生实训，输出人才。2008年，合作升级为“实训-带薪实习-就业”，将苏州国际软件园优秀师资引到黄淮学院上课，嵌入学校培养方案。2009年，该校与苏州国际软件园合作，成功申办“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010年，苏州国际软件园又与黄淮学院在项目研发、资源共享、师资共建等方面达成合作，成为该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46]
此外，浙江科技学院、合肥学院、金陵科技学院、重庆科技学院等高校不约而同发力，探索或继续探索应用型办学之路。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的这波浪潮，随接下来的利好政策到来日益壮大。
（四）2010年至今，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在政策引导下向应用型转变的探索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结构办出特色”“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这一政策提振了高校探索应用型高等教育的信心，激励了更多高校投身于应用型高等教育。
2012年新一轮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启动，根据评估对象都是新建地方本科高校这一特点，本轮评估提出“四个促进、三个基本、两个突出、一个引导”指导思想，“两个突出”（突出服务地方或行业经济社会发展，突出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地方本科高校科学定位指明了方向。[47]接受过合格评估的高校都明确了办学定位，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学质量、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合格评估起到鉴定、诊断、规范、改进作用，对新建本科院校进行科学定位起到了促进作用。
2013年1月，教育部启动“应用技术大学改革试点战略研究”工作，旨在推动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人才培养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转变。项目研究分五个组，分别是课题研究组（组长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改革指导方案研究组（组长单位：东莞理工学院）、制度和政策环境研究组（组长单位：浙江科技学院）、国际合作项目组（组长单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转型发展工程研究组（组长单位：黄淮学院）。一石激起千层浪，“应用技术大学”“转型发展”受到教育界广泛关注。2013 年 6 月，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黄淮学院等 35 所高校发起成立了“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2014年1月，教育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座谈会在驻马店召开。2014年 2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变。2014年4月，首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在驻马店开幕，178所高校共商“转型发展”“建设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发布了《驻马店共识》，愿意成为这一改革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此次论坛再次引发教育界热议，地方本科高校积极向应用型转变的共识初步形成。[48] 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共同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地方本科高校开展应用型高等教育大局已定，有关高校开始安心办学谋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已成为应用型高等教育基本办学模式。2017年，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提出将我国高等教育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类，对应用型高校职能进行了界定：人才培养方面，主要培养从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人才；科学研究方面，主要从事社会发展与科技应用等方面研究。至此，应用型高等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地位得以确立。
二、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梳理发现，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具有规律性特征和经验，有些经验和特征是我们相对了解的，有些是我们过去不清楚甚至不了解的。
（一）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主要动力是新型高校对发展的追求
一些学者对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进行过探讨。苏志刚等人认为高等教育结构的演进与嬗变、地方本科高校跟随战略遭遇困境、组织形式创新和新技术的发展是应用型高校发展的动力。[49]赵新亮等人认为应用型高校的发展是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在动力有高校生存发展的需要、招生就业面临的压力及地方政府、用人单位、学生家长、学校领导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等，外部因素有人才结构转变的需要、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建立现代职业体系的需要等。[50]上述观点都倾向于认为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被动的。
然而，上述梳理发现，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主要是部分地方高校主动进取、错位竞争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高等教育供不应求，新型大学完全可照搬照抄老大学办学模式（事实上，确实有很多大学是这么做的），而不必费心费力去修订教学计划、编写新教材、开展“早期实习”“多次实习”。因此，刘国瑞等人在分析高等教育发展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难题，其实质是大学缺失了改革和发展的内生动力。[51]虽然积极探索的高校数量不算很多，但恰恰是这“部分高校”推动了应用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二）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的两面性
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既具有积极的一面又具有消极的一面。如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既有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高校，也有消极应对、照抄照搬其他高校办学模式和经验的高校；积极探索的高校有一段时间应用型旗帜鲜明，发展高歌猛进，而有一段时间却不瘟不火，甚至“城头变幻大王旗”；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一浪又一浪，前一浪是这些高校，到后一浪就换了一批高校，不同浪潮中的高校在新的浪潮中同时出现，显得门户森严、交流甚少；前一浪中有些高校发展应用型高等教育经验非常好，发展水平很高，到了下一浪，知道的高校很少又重新来一轮探索，还贴上“创新”标签，应用型高等教育办学经验在发展中轮回，缺少继承性，发展效益较低。审视应用型高等教育时，一定要纵览全局，不能一叶障目。
（三）应用型高等教育具有类型与层次双重属性
产生之日起就带有明显“分层”意味，是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典型特征。改革开放后的新型大学因经费短缺，多采取“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形式办学，教学条件有限，教师大多兼职，招收的学生入学成绩相对较低，被戏称为“四不像”大学、“落榜者”学校，与老大学差距明显。[52]高等理科教育改革时，采用两级分流，优秀学生被分流到“基础类”，培养“高精尖”人才，其余学生用来培养“应用性”人才。诸如此类还有很多。我国对人才分流培养，不是基于学生个性特征、能力结构等因素，而是基于学生的成绩、智商及与知识学习相关的非智力因素，高校分类是基于高校的科研水平、师资力量、经费数量等累积存量因素，而非基于学校发展速度、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大小等因素。这也是为什么一提到“应用型高校”“应用型高等教育”，社会就认为是“低层次”的原因，也是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艰难的重要原因。
（四）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的三条经验
教育部等三部委印发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实现“四个转变”，即“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除第四个转变是新时代的要求之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深入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对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近40年探索经验的经典概括，也是检验一所学校、一种教育是不是应用型，或者应用型办得是否成功的试金石，是最重要的“第一经验”。第二，应用型高等学校是开展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可依靠力量，研究型高校办不好应用型高等教育。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具有类型与层次双重属性，一方面，应用型高等教育与研究性高等教育是两种类型的教育，遵循不同的教育规律；另一方面，与研究型高等教育相比，应用型高等教育是“较低层次的教育”，因此研究型高校教师难易安心从事应用型教育。无独有偶，德国创建应用技术大学之前，也曾尝试在研究型高校内部设置应用型专业，失败后又尝试建设研究型与应用型结合的综合性大学，结果再次失败。[53]这就是为什么“部分转型”（以二级学院或学科专业群为单位转向应用型）在我国销声匿迹的原因。第三，应用型科研水平决定着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应用型高校必须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南京工程学院、湖南工程学院等高校因为有着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不仅人才培养质量高，而且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时也得心应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也很强。目前一些地方高校存在“反科研”力量，片面强调教学改革、课程改革，忽视科研的重要性，这样只能是无源之水，缺少发展后劲。
三、应用型高等教育展望
基于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梳理与总结分析，可对其未来进行展望。
（一）应用型高等教育还需经历较长“自上而下”的改革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部分新型大学提出“培养应用型人才”办学定位开始，至2015年教育部等三部委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为止，我国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过程，完成了对应用型高等教育基本办学模式的探索。然而，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机制和外部环境问题，需要政府出面解决。
首先，要理顺应用型高等教育组织管理体制，加强组织领导力量。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先后有教育部职教司指导的职业大学校际协作会暨教育研究会，教育部高教司指导的高等理科教育改革、全国工程应用型本科教育协作组及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教育部发规司、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指导的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等，这些机构虽同属教育部，但部门不同、思路有别、职权所限，各部门间合力不足。另外，还需加强应用型高等教育民间组织力量。在民间组织方面，先后有职业大学校际协作会暨教育研究会、全国工程应用型本科教育协作组和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这些民间组织成立初都发挥了应有作用，然而运行一段时间后，因合法地位问题、隶属与指导关系问题、利益分配问题等，往往偃旗息鼓甚至销声匿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支持这类民间组织，帮助解决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将众多应用型高校联合起来，共同构建应用型高等教育体系。
其次，要从法律法规、财政体制、教育政策等方面提高应用型高等教育地位，进而改变应用型高等教育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目前，有关应用型高等教育政策只是一些规范性文件，虽然近期出台《应用型高等教育法》遥不可及，但“十四五”期间出台《应用型高等学校办学条例》还是可以考虑的，将从法律法规上正式确立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地位。财政体制上，如果能采用省部共建的式，建设一批高水平应用型高校，能大大提升应用型高等教育社会地位。教育政策方面，如果能建立基于学生个性特征、能力结构等因素的分流机制，而非根据成绩进行分层的选拔机制，将彻底改变应用型高等教育的不利地位。
最后，要构建应用型高等教育生态环境系统。如落实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等政策，加大舆论宣传，改变社会对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刻板印象等。
（二）应用型高校经过几年深度发展后将逐渐分化
目前，有关应用型高等教育的政策已出台，短时间内难以出台较大利好政策。有关应用型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经验探索基本完成，各应用型高校对这些理念、经验等已基本掌握，相继开展了一系列改革。然而，容易啃的骨头基本已啃光，难啃的骨头在后头，如师资队伍建设、应用型科研能力提升，深度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能力和水平等存量改革和内涵提升。目前，一些应用型高校已进入发展瓶颈期，领导干部干事创业劲头下降，校内资源不能有效整合，广大教师的创造潜力无法深度激发。短则两三年，长则三五年，应用型高校将逐渐分化，能通过改革创新完成校内资源整合，内涵建设明显提升的高校将异军突起，那些内部矛盾不能很好解决、资源不能有效整合的高校将逐渐沉沦。
（三）应用型高等教育有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虽然前面经验总结时提到“应用型高等学校是开展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可依靠力量，在研究型高校内办不好应用型高等教育”，这只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对可预知的将来存在较强借鉴意义。然而，在足够久的未来，如20年、30年以后，开展应用型高等教育的主体是哪些高校？应用型高校是否仍然存在？应用型高等教育是否仍能称为独立的类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笔者认为可能存在以下情况：一是应用型高校发展得很好，是开展应用型高等教育的主体，应用型高等教育仍是独立的类型，且更加壮大；二是应用型高校发展得很好，除承担应用型高等教育外，还承担一定的研究型高等教育任务；三是应用型高校发展得不好，在和其他类型高校竞争中失去地位，应用型高等教育主要由研究型高校或者研究—应用混合型高校或者由原来的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升格组建而成新的应用型高校来开展。总之，应用型高等教育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形态，关键看应用型高校的发展状况。就目前来看，应用型高校的力量还很弱小，发展环境不太好，自上而下的改革能否顺利开展、开展后效果如何等尚不明朗。“发展才是硬道理”，应用型高校只要抓紧开展对内改革创新，对外拓展合作，提升办学水平，不管将来应用型高等教育如何发展，终不会面临倒闭关门，或被重组兼并的境地。与其说“应用型”是一种“型”，不如说“应用型”是一种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