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邬正阳 郭卉 高校教育管理 （2025年4月21日）
摘要：通过对2014—2024年近2.8万条本科专业调整的数据分析发现，我国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专业结构调整，新增备案、审批和撤销点数逐年增多，以国家重大战略、区域产业发展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专业迭代传统专业是主线样态。专业调整背后的实践逻辑彰显了政策靶向、知识生产和生源与就业市场等多方压力情景的交织影响，研究型高校和应用型高校分别表现出学术逻辑主导的新专业开设“渐进式”探索和市场逻辑主导的专业备案和撤销“急进式”推进。未来的专业结构调整要耦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坚持以学术逻辑为根本遵循，探索面向学科前沿的交叉融合“大专业”，同时应坚守“传统”和“冷门”专业底色，切忌盲目跟随政策和市场导向开展不切实际的“追新”和“裁旧”，专业建设重点应在课程体系等内涵建设，而非一味探索新名称和新建制。
关键词：本科专业；结构调整；三角协调模型；国家战略；产业转型；学科前沿；内涵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也是高校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只有具备科学合理的专业结构，推进高质量的专业建设，才能有效支撑国家战略，切实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各层次复合型人才需求量猛增,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以服务现代产业发展。2023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到2035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更加协调、特色更加彰显、优化调整机制更加完善。2024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同步发布最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4年）》，增、撤、调共涉及3389个专业点，数量为历年最多。专业作为高校组织架构搭建与制度体系构建的根本，不仅是人才培养得以有序开展、科学研究得以深入推进的重要支撑，更是高校积极投身社会服务的稳固基石。本科专业结构动态调整日益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热门议题，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也必将持续推动专业结构调整，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紧缺人才，提高教育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程度，健全本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提升产教融合质量，深化一流本科教育改革与建设。
1954年,我国出台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该文件最典型的特征是按照行业需求开设专业。从1963年起，我国启用新的《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这一版目录最典型的特征是按照“行业+学科”的分类框架调整专业设置，奠定了我国高校专业目录的框架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立了专门的专业设置调整机构，自主探索学科专业调整。1993年和199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两次对原专业目录进行修订，大幅删减原有目录内专业，同时增设了管理学门类；2012年，第一轮专业目录调整完成，增设了艺术学门类，专业类和专业数分别增至92个和506种，基本形成了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结构和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应对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教育部和高校持续优化调整专业结构。2012版目录制定后的十余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从2012年的30.0%提升至2023年的60.2%，提高了30.2%，实现了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跨越。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发生了颠覆性变革，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对此作出回应，专业结构调整便是高等教育适配国家战略和经济产业结构的重要抓手。在规模迅速扩张的十余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需要正视并探索如下问题：本科专业结构发生了何种显著变化？不同类型和层次高校的专业调整路径有何异同？专业调整背后彰显了何种实践逻辑？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本科专业结构的优化策略如何？
本研究通过对教育部官网公布的2013—2023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通知中的数据（各高校的专业备案、审批、撤销和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十余年的本科专业动态调整数据27 526条，以此为研究对象动态监测2014—2024年各高校本科专业结构调整的现实样态和周期性特征，并探究本科专业结构调整背后的多重逻辑和优化路径，以期为我国高校本科专业结构动态调整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二、理论基础及应用
专业并非孤立地归属于某一特定一级学科,而是处于学科体系与社会职业需求的交叉融合之处，它同时融合了知识演进的内在规律以及社会实际需求的外在导向。专业结构调整是对高校和市场供需变化的映射，我国专业结构调整主要通过新专业审批、目录内专业备案、专业撤销和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来实现。
我国专业调整已进入常态化阶段，呈现传统专业老树新花、新设专业锦上添花、交叉融合遍地开花的新态势。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在分析高等教育系统时,曾基于“国家权力市场专业权威”提出了国家模式、市场模式和学术模式三种高等教育模式,建立了非常经典的高等教育系统分析三角协调模型。学科专业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构成部分,实际上也在不同程度受到政府、市场和高校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市场力量和专业权威的影响。政策的靶向作用、市场供需和知识生产创新都是专业调整背后的驱动力量。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各级政府部门在专业调整过程中发挥着指挥棒作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术权威一般是由知名学者或资深教授组成的“学科符号”，代表知识权威；由生源和就业市场等构成的高等教育系统的评价体系是消费者意愿的映照。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系统因三种力量的差异而呈现不同形态。
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教育行政部门一直是专业设置和调整的主导力量，本科专业调整必须在目录范围内开展并报教育部审批备案。随着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专业建设既要在入口端致力于满足考生和家长的诉求，也要在毕业生出口端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需求，故而优质生源和就业市场成为影响高校专业调整的又一重要因素，市场因素的影响力随着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得以不断增强。伯顿·克拉克认为，三角协调模型中的大学内部学术团体有重要的话语权，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术共同体致力于学科发展的知识生产和创新，并影响专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路径选择。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逻辑一直是高校专业调整的主导力量，而代表消费者意愿的市场逻辑和代表知识权威的学术逻辑也在专业调整中日益发挥显著影响，并因院校类型而异（见图1）。
本研究基于三角协调模型，将高校视为专业调整的主体行动者，以政府宏观政策、生源及就业构成的压力情境、高校“学科产业专业课程”协同建设的趋势为背景特征分析不同类型高校本科专业动态调整的差异性偏好，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国家高等教育宏观政策和产业转型升级等相关因素进行捆绑分析，探究我国高校本科专业调整的规律和行动逻辑，探寻政府、学术和市场三重逻辑在专业调整中的作用范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本科专业结构的优化策略。
三、 我国高校本科专业动态调整的现实样态
（一） 本科专业的结构调整日趋常态化
2014—2024年，我国本科专业结构动态调整进入常态化阶段，调整幅度巨大，尤其是在新工科、新文科、新农科和新医科等政策的助推下，专业调整得以持续深入推进。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布点总数、新增数、撤销和停招专业的年均调整幅度约为5%，专业调整近2.8万个，新增专业点远高于撤销专业点，专业调整力度足够大、频次足够高、数量足够多，总体而言处于规模扩张阶段，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我国本科专业新增备案布点数量巨大，共新增19966个，年均新增1815个，呈现较高的增长态势。二是审批专业点数量较多，1 796个本科专业点获批，年均新增审批专业点数为163个。三是专业撤销数量逐年增加，共撤销了5290个专业布点，而2019—2024年撤销数占比近90%，尤其是2024年撤销了1670个专业点，比新增备案和审批专业点还多。四是调整修业年限或学位授予门类的一共有474个专业（见图2）。
（二） 新增备案本科专业及其实践逻辑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规定，高校开设专业需将名称递交教育部备案公示（国家控制布点专业除外）。2014—2024年，我国共有19 966个本科专业点报教育部新增备案，涉及665个专业，其中工科专业268个，是所有专业大类中新增备案最多的，经管类也是新增备案的热门专业。通过对近2万个专业点分析（见表1）发现，我国新增备案专业凸显以下行动逻辑。第一，国家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卡脖子”工程对人才的需求映射到专业结构中来，如集成电路、区块链工程、储能科学等急需的本科专业在获批后陆续得以备案并招生，但由于这类新专业极具前沿性和挑战度，专业开设难度较大，故而布点往往很少。第二，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对人才的新需求，如“一带一路”倡议及智能制造、大医疗等国家重大战略之下，捷克语、波兰语、马其顿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专业及新能源车辆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等专业布点数急剧增加。第三，以数字智能技术为依托的新专业逐渐成为热门备案专业，并在全国高校布点迅速增加，如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程、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第四，市场需求强盛的传统专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如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财务管理和通信工程等专业布点迅速增加。
2014-2024年新增备案高频次专业统计
从院校备案频次分析，应用型高校专业备案的活跃度明显高于研究型高校，是专业调整的主力军（见表2）。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迈入普及化时代，应用型高校往往将新增专业点作为规模扩张、吸引优质生源和提升就业质量的重要路径，如塔里木大学近十年来大力调整院系和学科结构，不断通过增加专业备案数量来扩大招生规模。研究型高校的专业结构和建制相对完整，新增备案和撤销较少，对“热门”新专业开设往往持谨慎态度，备案频次超过30的高校中，仅北京交通大学、贵州大学和规模扩张中的南方科技大学为“双一流”建设高校，而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十余年鲜有专业备案调整。
2014-2024年部分高校新增本案本科专业数量统计
（三） 新增审批本科专业及其实践逻辑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对于尚未列入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高校需申报教育部审批，通过后方能纳入来年的招生计划。十余年来，我国共新增审批1796个本科专业点，涉及405个专业，其中共有300个属于新专业。本研究通过对2014—2024年新增审批专业概况统计分析发现（见表3），高校新增审批专业主要基于以下实践逻辑。一是新工科专业成为新增审批的主力军，包括机器人工程、虚拟现实技术、密码科学与技术、碳储科学与工程等共108个。二是“智慧/智能+传统专业”成为典型的新专业开设范式，含智能体育工程、智能医学工程、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工程、智慧交通等20多个新专业。三是新技术或新产业的知识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经过系统化梳理与整合，催生新专业。以数字智能技术为例，其在多个应用领域深耕拓展，持续积累行业经验与专业知识，逐步构建起一套独立的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行业需求与学术研究相互促进，虚拟现实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区块链工程等新专业应运而生。四是适应新兴产业或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而诞生的新专业，如新能源汽车工程、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新媒体技术、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等专业。五是多学科交叉融合，打破专业壁垒开设新专业，如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技术等。六是为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等新设专业，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新设了索马里语、土库曼语、旁遮普语、切瓦语等三十余个小语种专业。第七，传统文化和手艺等积淀的技艺技术被制度化而成为新专业，如中医养生学、中医骨伤科学、针灸推拿学、文物遗产学、曲艺学等专业。此外，还有部分新专业的开设是为了解决“卡脖子”难题等国家重大战略，或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如网络空间安全保密技术、密码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是典型为国家战略而生。而如茅台学院的白酒酿造工程、浙江理工大学的丝绸设计与工程等新专业天生带有服务区域产业的基因。
从高校类型和层次来看，研究型高校和行业特色院校（如语言类、政法类）在新专业审批的探索中独占鳌头（见表4）。从十余年的新专业审批情况来看，研究型高校几乎涵盖了所有新专业审批布点。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增审批42个专业，包括索马里语等39个小语种和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新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新增审批本科专业均在9个以上。研究型高校和行业特色院校在学科前沿探索和“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的实践中具有先天优势，在知识生产和创新中扮演生力军角色，以一流的学科支撑一流的专业建设。
2014-2024年部分新增审批高频次专业统计
2014-2024年部分高校新增审批本科专业数量统计
（四） 撤销本科专业及其实践逻辑
自2014年开始，我国共撤销了5290个本科专业点，本科专业撤销主要发生在2018年以后，众多高校纷纷开始探索本科专业的结构调整，尤其是在2024年，撤销专业点数量为历年最多。撤销专业点主要基于以下实践逻辑。第一，管理类专业成为主要撤销专业大类，如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行政管理和文化产业管理等专业。第二，新一代新技术冲击下的典型传统专业撤销数量比较多，如信息与计算科学、交通运输、生物工程、工业设计、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等。第三，被撤销的专业在新增审批专业中以“智慧/智能+”的形式呈现，如车辆工程和智能车辆工程、工业设计和智能交互设计、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智慧交通等。第四，第三次科技革命衍生的“热门”专业开始“降温”，逐渐成为撤销对象，如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教育技术学等专业。此外，获审批的新专业生命力相对比较顽强，新专业点被撤销的情况较少。第五，产业衰退带来的专业撤销。如土木工程等专业，随着我国基建和大型城市化建设基本完成，劳动力市场对土木工程专业的人才需求逐渐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专业撤销（见图3）。
本科专业撤销主要发生在应用型高校。统计分析发现（见表5），在撤销专业点数排名前40的高校中，仅有云南大学和广西大学等少数几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余高频次撤销专业点均发生在应用型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研究型高校十余年未有专业点撤销。专业调整实践中，市场逻辑主导的专业调整更加迅捷，应用型高校面临更大的招生和就业压力，需要以专业结构调整来达成市场、政府和高校三者之间的平衡。学术逻辑在研究型高校专业调整实践中占主导，学科积淀深厚和专业衍生资源丰富，专业结构更具有稳定性。
除此以外，我国十余年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的本科专业点共474个。如部分高校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学位授予由理学门类划归到工学，应用心理学由理学调整为教育学，艺术教育由艺术学调整为教育学等。部分专业修业年限由四年转变为五年，如动物医学、建筑学等；部分专业修业年限由五年变为四年，如风景园林、工程造价等。
2014-2024年部分高校撤销本科专业数量统计
四、 基于三角协调模型的专业调整实践逻辑
（一） 政策靶向是专业调整的主线逻辑
在我国高校专业结构调整历程中，政策的靶向作用历来显著。产业发展和重大战略规划的人才诉求等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映射到专业调整中来，政策干预和资源调配是最重要的方式，政策靶向作用通过国家战略需求直接或间接转化为专业调整驱动力，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教育部以政策的形式规定我国本科专业调整实行备案审批制，高校调整专业必须提交备案申请并履行审批程序，划定了高校作为行动者在专业调整中的作用范围，专业目录带有较强的指向性，责权范畴本身就彰显了以国家意志为代表的政府逻辑。第二，教育部通过发布的“四新”国家政策直接推动相关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和新文科等专业的诞生和发展。第三，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产业以政策的形式推动部分新专业的审批和新建。我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倡议等直接催生了小语种、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新能源汽车工程、碳储科学与工程等高热度新专业。第四，“卡脖子”难题直接驱使高校超常规布局相关专业，如北京邮电大学新开设的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直指高速通信集成电路与光子芯片的设计与研发，这一类专业开设是极强的政策推动的结果。第五，地方政府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指导专业调整，如位于贵州的茅台学院开设白酒酿造工程等新专业均为回应地方政府政策和规划的诉求。
（二） 市场供需调节专业的新增和撤销
资源分配与市场需求相伴共生，产业和技术结构的调整都会反映到劳动力需求上来，经济产业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学科专业结构。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逐步深入与完善，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和高等教育精英化时代的学科结构调整理念越来越缺乏适应性，知识与外部社会的关系需要变革。本科专业的备案、裁撤以及新专业的审批，均与市场人才供需状况紧密关联。一方面，本科专业大规模审批，映射出劳动力市场需求导向。新技术、新经济与新产业的蓬勃发展，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全新且严苛的要求。在此背景下，高校对专业进行结构性调整，成为顺应市场动态变化的关键举措。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专业为例，其专业布点数量迅速增加，这一现象的核心驱动力正是劳动力市场对此类专业人才的旺盛需求。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需求反馈到高等教育系统中来，市场成为高校专业调整的重要指南。专业的新增与撤销和麦可思研究等机构评估的“绿牌”“红牌”专业密切相关。如就业市场形势和薪资待遇比较好的信息安全、数字媒体工程、数字经济等专业为绿牌专业，近年来成为高校新增的热门专业；而公共事业管理、生物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土木工程等多年就业形势差的专业被认定为红牌专业，近年来正被大批量撤销。
（三） 知识生产推动专业新设和审批
高等教育是由高深知识孕生的多样性的统一体。专业区别于一般职业，在于它们非同寻常的深奥知识和复杂技能——每个专业都有一个科学的知识体系。专业本质上是知识制度化与符号化的体现。高深知识是专业产生的根源，而围绕这些高深知识展开的人才培养构成了专业诞生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专业调整应基于高等教育知识生产的规律和专业本身的发展逻辑。一是随着数字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其知识体系逐渐从传统专业演化发展成为独立的知识体系并制度化，孕育出全新专业。如大数据科学与技术、区块链工程、机器人等新专业最初均根植于计算机类专业。二是传统专业衍生或分化出新的专业。伴随着技术和产业发展，原专业主体知识体系衍生出新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并落地成为新专业，如机械工程专业衍生出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智能制造工程等新专业。三是以传统专业为本体，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催生出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全新模式，如智能车辆工程、智能建造、智能采矿工程、智能体育工程、智能医学工程等均以数字智能技术赋能传统专业而成为新的专业。四是不同专业交叉融合诞生新专业。跨界交叉融合是近年来专业动态调整的主要特征之一，工科和理科、医科、管理等逐渐成为交叉的主要探索领域，多学科交叉融合产生新专业，如数据警务技术等。
（四） 多重逻辑协同推进专业结构调整
“一元主导”权力下的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显然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多元制衡”不失为高校学科专业设置问题的应对良方，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关键利益相关体的把握。本科专业调整并不存在适合所有院校的万能逻辑。政府干预逻辑、学术自治逻辑、市场供需逻辑各有利弊。尤其当过度依赖政府指令或市场波动时，专业调整极易陷入无序状态，人才培养与资源配置亦受影响。政府过度干预容易使专业调整灵活性大打折扣，致使市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各类院校在类型和层次上的差异化发展也因此难以兼顾。仅依据单一的市场供需进行专业设置，容易引发专业建设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问题。如果人才培养只是盲目地追随市场需求，就会削弱专业在知识创新以及引领市场方面的功能，进而造成专业人才与市场需求的错配，引发结构性失业。实际上，在专业调整过程中，政府干预、学术自治和市场供需这三种逻辑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关联且互为补充的。它们共同推动专业调整工作科学、有效开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此外，院校里的“关键行动者”通常是专业调整与建设的顶层规划者。高校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前瞻性眼光、学科前沿探索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以及执行力度等，都在专业调整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在专业调整路径的抉择上，几乎起着决定性作用。一般来说，在研究型高校中，关键行动者大多是象征“学科符号”的学术权威；在应用型高校里，关键行动者多为行政领导。作为区别于政府干预、市场供需和学术自治的另一重要逻辑，关键行动者为专业调整工作注入强大动力，确保其稳步前行。
不同类型和层次高校的学术积淀存在显著差异，在专业调整多方博弈过程中，会呈现不同的主导模式，如行政主导、学术主导或市场主导。一般而言，行政主导的政府逻辑是主逻辑，在此基础上，应用型高校的专业调整往往更偏重市场逻辑，以市场需求来开展专业结构调整。研究型高校专业调整更偏重学术逻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学科前沿和知识生产为导向，专业调整行动偏向缓慢推进。在我国本科专业调整进程中，不同逻辑发挥着不同作用。在学术逻辑的主导之下，各高校往往积极探索新专业的开设，催生诸多新的尝试与实践，而在市场逻辑主导下，则更多推动专业的备案与撤销工作。整体来看，目前我国本科专业调整主要在政府主导逻辑框架下进行。但值得注意的是，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作用范围不断扩大。
五、 我国本科专业调整的优化路径
（一） 强化面向国家战略的专业适配导向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发展需求是我国本科专业调整永恒的行动逻辑。国家战略导向和产业结构升级与高校学科专业结构变化紧密相连。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校紧跟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要具有全局和战略眼光。专业调整要聚焦国家科学前沿和关键技术，超前布局紧缺战略性人才相关专业，相关部委需大力推进部署产业人才需求预测工作，定期发布产业人才需求预测报告、紧缺人才目录和各专业人才培养满足产业需求程度等报告，以此有序开展传统专业的升级改造和新专业建设的探索，尤其是要以与国家“卡脖子”难题相关的技术需求直接驱动高校超常规布局紧缺急需专业。此外，各高校还要结合国家重大战略，以“优化、调整、升级、新建”为思路，面向毕业生职业能力评价、产业人才需求等信息形成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建立“招生培养就业”的多方联动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建立本科专业的预警机制，面向社会公布紧缺专业和低就业率专业，协同共建专业调整和招生就业的关联机制。
（二） 建立面向产业需求的专业调整机制
高校本科专业调整要提升与产业发展的适配度，结合区域产业发展实际，打造优势特色专业集群，构建高校专业与产业的联动发展机制，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和新产业模式正蓬勃兴起，本科专业结构调整需建立起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动态调节机制，及时面向产业需求优化专业结构与布局。首先，专业调整需要聚焦国家宏观产业转型升级和变革的现实需求，深刻洞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构建高等教育与产业集群的联动发展机制，增强专业设置的前瞻性、精准性，使专业不仅要适应产业发展，而且能引领产业发展，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共生共长的良性循环，实现彼此赋能，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其次，专业调整要加强省域统筹，尤其是地方高校的专业调整需瞄准省域经济发展需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需立足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引导高校增设区域发展急需紧缺专业，建设特色优势专业群。再次，教育行政部门应增强高校面向产业和市场开设专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可借鉴国际经验，适当解绑本科专业目录的权威和指向性，尝试进一步对高校自主开展专业调整的简政放权。如在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高校和院系对专业结构调整的自主权较大，政府部门一般不加干涉；在有些国家，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的学科专业分类系统严格说来仅是一种教育专业统计目录，不具备指向性。最后，专业调整的“产业专业”联动并不是仅仅通过新专业审批和开设来展开，而是需要通过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来实现专业对接产业，即专业面向产业的“常以为新”。
（三） 探索面向知识生产的专业交叉融合
专业调整要面向学科前沿的知识生产和创新，不断打开边界，探索交叉融合的“大专业”，同时也要避免“新瓶装旧酒”。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专业壁垒、学科壁垒森严等问题，培养的人才往往只精通某个专业领域，而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往往难以综合运用多学科思维实现突破。各专业间边界较为固化，知识体系的复合程度不够多元，往往局限于单一模式。随着数字智能时代的到来，传统专业的内涵正不断深化，专业的边界正在消失，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和知识产生方式也逐步发生变化甚至重构。根据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特点，学科专业调整需要遵循的是知识本身的发展逻辑，即当学科专业成长到一定程度时，其知识体系将会交叉、重组和迭代，并突破原有知识框架,建立新的学科专业。我国高校在专业调整过程中，需以传统专业的新知识结构和内容为切入点，可借鉴其他国家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宽口径“大专业”建设经验，其中研究型高校可依托优势学科和资源尝试以亟需的新产业和新技术为指引，探索开设新专业。相对而言，学科积淀不够和办学资源相对匮乏的应用型高校则不能盲目开设新专业。当然，对于支撑新工业和新工程的关键技术和已成固定知识体系的技术领域来说，开展新专业探索和建设很必要。如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就可以看成是以传统机械工程专业为基础，融合了电气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管理等学科的“大机械”专业，更加适应智能制造的产业需求。
（四） 防止盲目增设新专业和裁撤旧专业
专业动态调整需严守人才成长规律与高等教育内在逻辑，不能一味迎合政策倾向，也不能紧盯短期市场需求，否则容易陷入专业结构“实用主义”的误区，阻碍教育长远发展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当下，许多新专业宣称是为了对接新技术和产业发展前沿而设立。然而事实上，其中的大多数问题完全能够在原有传统专业体系框架内，通过重新规划专业边界，或是增设新的专业方向得以解决。新设专业虽然源于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传统专业知识体系无法完全涵盖，但它仍是在传统专业及其知识体系基础上，通过演化以及与其他学科跨界交融逐步形成的。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少数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布局上依然缺乏科学审慎的规划，片面追求“大而全”，热衷于设置投入少、容易开办的专业；部分地区、高校依然存在学科专业调整与人才需求联动不紧、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契合度不高等问题。本科专业调整应坚决摒弃功利导向，牢牢把握内涵式建设这一关键，大力推进质量保障机制的构建。新专业审批环节，教育行政部门要将重点放在考察学科积累情况上，尤其是对相近专业的培养质量进行严格审核，以此有效遏制盲目申报的行为，确保专业调整科学、有序地开展，本科教育整体质量得以提升。如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联网工程等新专业数量激增，而很多应用型高校的师资和学科积累远远达不到培养要求，仅是相近传统专业的“换汤不换药”。
传统专业裁撤点数近年来激增。在传统学科专业及其知识体系基础上，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不断催生新工程、新技术和新产业。可以说，传统专业是新专业演化的源流和土壤，基于市场逻辑随意裁撤传统专业，无异于斩断新兴学科发展的源头。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需警惕盲目跟风产业经济热点，避免大规模裁撤传统专业，防止既有优势学科专业走向固化与封闭，确保学科体系的平衡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推进。专业一定意义上是一系列具有逻辑关联的课程的打包，提升系列课程和实习实践质量是实现专业内涵式发展的关键因素，高校应坚守传统专业的阵地和底色，通过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来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五） 从重“专业调整”到重“课程建设”
（一） 强化面向国家战略的专业适配导向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发展需求是我国本科专业调整永恒的行动逻辑。国家战略导向和产业结构升级与高校学科专业结构变化紧密相连。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校紧跟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调整要具有全局和战略眼光。专业调整要聚焦国家科学前沿和关键技术，超前布局紧缺战略性人才相关专业，相关部委需大力推进部署产业人才需求预测工作，定期发布产业人才需求预测报告、紧缺人才目录和各专业人才培养满足产业需求程度等报告，以此有序开展传统专业的升级改造和新专业建设的探索，尤其是要以与国家“卡脖子”难题相关的技术需求直接驱动高校超常规布局紧缺急需专业。此外，各高校还要结合国家重大战略，以“优化、调整、升级、新建”为思路，面向毕业生职业能力评价、产业人才需求等信息形成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建立“招生培养就业”的多方联动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建立本科专业的预警机制，面向社会公布紧缺专业和低就业率专业，协同共建专业调整和招生就业的关联机制。
（二） 建立面向产业需求的专业调整机制
高校本科专业调整要提升与产业发展的适配度，结合区域产业发展实际，打造优势特色专业集群，构建高校专业与产业的联动发展机制，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和新产业模式正蓬勃兴起，本科专业结构调整需建立起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动态调节机制，及时面向产业需求优化专业结构与布局。首先，专业调整需要聚焦国家宏观产业转型升级和变革的现实需求，深刻洞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构建高等教育与产业集群的联动发展机制，增强专业设置的前瞻性、精准性，使专业不仅要适应产业发展，而且能引领产业发展，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深度融合，形成共生共长的良性循环，实现彼此赋能，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其次，专业调整要加强省域统筹，尤其是地方高校的专业调整需瞄准省域经济发展需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需立足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引导高校增设区域发展急需紧缺专业，建设特色优势专业群。再次，教育行政部门应增强高校面向产业和市场开设专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可借鉴国际经验，适当解绑本科专业目录的权威和指向性，尝试进一步对高校自主开展专业调整的简政放权。如在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高校和院系对专业结构调整的自主权较大，政府部门一般不加干涉；在有些国家，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的学科专业分类系统严格说来仅是一种教育专业统计目录，不具备指向性。最后，专业调整的“产业专业”联动并不是仅仅通过新专业审批和开设来展开，而是需要通过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来实现专业对接产业，即专业面向产业的“常以为新”。
（三） 探索面向知识生产的专业交叉融合
专业调整要面向学科前沿的知识生产和创新，不断打开边界，探索交叉融合的“大专业”，同时也要避免“新瓶装旧酒”。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专业壁垒、学科壁垒森严等问题，培养的人才往往只精通某个专业领域，而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往往难以综合运用多学科思维实现突破。各专业间边界较为固化，知识体系的复合程度不够多元，往往局限于单一模式。随着数字智能时代的到来，传统专业的内涵正不断深化，专业的边界正在消失，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和知识产生方式也逐步发生变化甚至重构。根据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特点，学科专业调整需要遵循的是知识本身的发展逻辑，即当学科专业成长到一定程度时，其知识体系将会交叉、重组和迭代，并突破原有知识框架,建立新的学科专业。我国高校在专业调整过程中，需以传统专业的新知识结构和内容为切入点，可借鉴其他国家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宽口径“大专业”建设经验，其中研究型高校可依托优势学科和资源尝试以亟需的新产业和新技术为指引，探索开设新专业。相对而言，学科积淀不够和办学资源相对匮乏的应用型高校则不能盲目开设新专业。当然，对于支撑新工业和新工程的关键技术和已成固定知识体系的技术领域来说，开展新专业探索和建设很必要。如智能制造工程专业，就可以看成是以传统机械工程专业为基础，融合了电气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管理等学科的“大机械”专业，更加适应智能制造的产业需求。
（四） 防止盲目增设新专业和裁撤旧专业
专业动态调整需严守人才成长规律与高等教育内在逻辑，不能一味迎合政策倾向，也不能紧盯短期市场需求，否则容易陷入专业结构“实用主义”的误区，阻碍教育长远发展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当下，许多新专业宣称是为了对接新技术和产业发展前沿而设立。然而事实上，其中的大多数问题完全能够在原有传统专业体系框架内，通过重新规划专业边界，或是增设新的专业方向得以解决。新设专业虽然源于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传统专业知识体系无法完全涵盖，但它仍是在传统专业及其知识体系基础上，通过演化以及与其他学科跨界交融逐步形成的。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少数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布局上依然缺乏科学审慎的规划，片面追求“大而全”，热衷于设置投入少、容易开办的专业；部分地区、高校依然存在学科专业调整与人才需求联动不紧、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契合度不高等问题。本科专业调整应坚决摒弃功利导向，牢牢把握内涵式建设这一关键，大力推进质量保障机制的构建。新专业审批环节，教育行政部门要将重点放在考察学科积累情况上，尤其是对相近专业的培养质量进行严格审核，以此有效遏制盲目申报的行为，确保专业调整科学、有序地开展，本科教育整体质量得以提升。如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物联网工程等新专业数量激增，而很多应用型高校的师资和学科积累远远达不到培养要求，仅是相近传统专业的“换汤不换药”。
传统专业裁撤点数近年来激增。在传统学科专业及其知识体系基础上，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不断催生新工程、新技术和新产业。可以说，传统专业是新专业演化的源流和土壤，基于市场逻辑随意裁撤传统专业，无异于斩断新兴学科发展的源头。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需警惕盲目跟风产业经济热点，避免大规模裁撤传统专业，防止既有优势学科专业走向固化与封闭，确保学科体系的平衡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推进。专业一定意义上是一系列具有逻辑关联的课程的打包，提升系列课程和实习实践质量是实现专业内涵式发展的关键因素，高校应坚守传统专业的阵地和底色，通过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来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五） 从重“专业调整”到重“课程建设”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课程是专业建设的核心要素。专业教育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知识传播方式发生改变，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开放，专业教育的“岗位对口”功能日益弱化，专业只是表征学生学习经历的一种“符号”，而能否做到名副其实，课程才是关键和基石。调整专业目录治标不治本，课程改革才是根本，专业调整如果没有带来课程内容的变革，只能是“闭门造车”。专业内涵式发展的关键是加强课程等核心要素建设，专业结构调整优化归根结底是质量建设，专业审批和新建不能只停留在专业名称变动上，关键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人才培养当中。高校需要准确定位，摒弃功利属性，回归高等教育的本质规律来搭建全新的课程体系，实现专业内涵式的改造升级。高校本科专业结构调整，表面上是“学科”和“专业”的调整，实际上应该是知识体系和教材内容的更新，需要打破传统固化的专业建设路径，依托学科前沿知识和产业的最新技术来开发和更新课程体系及内容。研究型高校可以推进“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通过重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塑培养目标，尤其是重构课程体系来彰显办学特色，努力实现学科发展带动专业建设。应用型高校可以探索“产业专业课程”的协同化建设，邀请校外专家(包括企业行业专家)共同参与，重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推动课程内容、教学体系与经济、产业发展需要紧密衔接，使毕业生更加符合市场需求，以课程内容的更新来实现专业的“常以为新”，进而培养出有民族意识、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生态智慧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