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邬大光《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9-3-25
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已经走过了123年的历史，但我国近代大学产生以来，只有过去的40年是稳定、发展、没有“断裂”的40年，是难得的“黄金”发展期。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且以研究高等教育“谋生”的学者来说，我既是亲历者，又是见证人，因此，对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展的讨论，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
改革开放40年来，高等教育的成就与变化令人炫目：最为显著的成就是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后期，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55%上升到了2017年的45.7%；在校大学生数世界第一，毕业率世界第一，就业率世界第一，博士生规模世界第一，专业数世界第一；国家财政支持力度不断提升，教育财政拨款达到了4%，高校生均拨款基本实现了1.2万；办学形式出现了多样化，恢复了民办（私立）高校，首创了独立学院，引进了中外合作办学，也开始了走出国门办学；许多城市有了大学城，许多高校都建了新校区，部分高校有了异地校区；南方的高校有了空调，中部的高校有了暖气，每个教师有间办公室不再是奢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教研室——系（所）二级管理体制变成了系（所）——学院——学校三级体制；本科教学评估、学科专业评估、专业认证等成为质量监控常态，外部质量监控开始向内部质量保障转向；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加快，加入了华盛顿协议，开始接受国际论证，邀请外国学者参加本科教学评估，双语课程和教学比例明显提高；教育技术开始“倒逼”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慕课翻转课堂方兴未艾，智慧教室智慧校园初步显现，PPT取代了粉笔；大学的国际竞争力开始彰显，国际上的各种大学排行榜、学科排行榜、自然指数等，都出现了中国大学的名字，高校和学者对国际标准不再陌生……总之，高等教育发展支撑了我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享受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红利，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正在成为全社会的期待。
面对40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成就，每一位亲历者都有深刻的切身感受。反思，既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担当。思来想去，如果从个人体验的角度去反思40年的高等教育，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从”好大学”这个概念切入，也许更易于让人接受。好大学这个概念，既朴素又单纯，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大学的“怀旧”和最初判断。这种判断，既基于40年前大多数人对大学的认知水平，也基于当时高等教育的“理论和概念水平”。当时的这种认识虽然十分朴素，但却是真实的史痕再现。正所谓“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
今天，“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的意志和大学的行动，显然这是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提出了新要求。总结经验，正视问题，找出差距，是对改革开放高等教育40年最好的纪念。
一、初识大学
1977年恢复高考，我1978年初入学，成为了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第一项重大改革的幸运儿。如果在参加高考前，问我什么是好大学，答案一定是所有的大学都好，能上大学就是“好”。那时在许多学子眼里，大学应该没有太大的好坏之分。1978年，国务院公布了88所重点大学，好像这个名单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什么涟漪。后来才知道，从1954年到1981年，国务院先后分四批公布了99所重点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全国高校体制改革后，“全国重点大学”这一名称不再被政府使用。由政府确定大学的地位和身份，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一个做法。至于对专业的选择，对大多数学子尤其是知青而言，不懂得挑剔，觉得大学的任何专业都比“种地”的专业好。
本科就读于辽宁第一师范学院（现沈阳师范大学，简称沈师），这是一所命运多舛的大学，自1953年建校之后，经历了三次迁徙：第一次是从沈阳到朝阳。1965年9月，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出于疏散城市人口的战略考虑，母校从沈阳迁到朝阳，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第二次大迁徙”的“试验品”。第二次是从朝阳到沈阳市郊；第三次是从沈阳市郊到沈阳市内。本科四年，经历了后两次迁徙。沈师的三次迁徙与中国近代百年高等教育的命运十分相像，只有改革开放之后才稳定下来。学校坐落在辽宁省朝阳市郊，校园沿山坡而建，全长近十华里；学生宿舍有点儿像部队的营房，每间容纳20-30人，都是大通铺。1978年12月学校搬回沈阳，原来的校区被别人占了，只好在沈阳市郊的新城子区，借用一个农场做临时校址，距离沈阳市区大约30公里。校园面积很小，教室和宿舍仅10000平方米左右，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学生住宿变成了上下两层、面对面的通铺，仿佛北方冬天菜窖里的白菜垛子一般排列。有时周末同学结伴去沈阳市区游玩，如果错过了末班公交车，就需要步行5、6个小时走回学校。
1980年7月，学校搬回沈阳市内的老校区。由于部分教学用房依旧被其它单位占用，办学条件并没有多少改善。当时部分班级的教室是和住宿混在一起，每间教室容纳50余人，教室一分为二，中间用一个布帘隔开，前面上课，后面住宿，“学习生活一体化”的教室，永远不用担心上课迟到。直到大四的时候，才有了真正意义的宿舍楼。坦率地说，学校从朝阳搬回沈阳，有些条件还不如插队时的“青年点”，学校没有像样的图书馆，没有体育馆，只有资料室，我估计整体条件略好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但同学们个个学习劲头十足，只争朝夕，积极向上，从未抱怨过艰苦简陋的读书环境，思想的火花常在穷屋陋室熠熠生辉，留下了许多属于那个年代的快乐与美好。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我们读大一、大二时，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工农兵学员”，绝大多数只有助教职称，只有系主任胡铁城老师是副教授。听说胡老师早年毕业于教会学校，在板门店谈判时，曾是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的英文翻译。可惜，胡老师的任务就是解答年轻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或者某位老师生病，由他代一节课，相当于一位“救火队员”。在我们大学毕业时，这些年轻教师才先后评上讲师或副教授。当时的教师应该没有科研压力，教学是他们的主要工作。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讲授心理学的丁之奇老师在《光明日报》发了一篇二千余字的文章，在学校引起了较大反响，当他把报纸拿到课堂上给同学们看的时候，大家的崇敬之心溢于言表。
对我而言，本科阶段走出朝阳看辽宁的大学，硕博阶段走出辽宁看中国的大学。1985年，成为沈师的一名硕士研究生，进入教育学领域。1986年秋，第一次跟随导师访学，由东到西，从北至南，走访了中国七、八所大学，有兰州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此行跟着李放老师沾光，结识了当时的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陕西师范大学李钟善副校长、西南师大钟沔琪副校长等。此时的刘道玉校长，正在武汉大学推行学分制、主辅修制、转专业等一系列在中国具有示范效应的改革。可惜，当时听了这些举措，也是一头雾水，作为一个硕士生，根本无法理解这些举措在中国的实际意义。此次走访的这些大学，应该说都是中国的好大学，但除了对校园之大有一些印象，并没有强烈感觉到这些学校与沈师之间有多大差别。
1987年9月，考入厦门大学，成为一名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生。第一次来到厦大，就被美丽的校园震惊了。校园依山傍海，教学楼环湖而建，临窗远眺观沧海，凭栏空语话闲云，绝佳的读书圣地。那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原来就读的沈师根本不像大学，不叫大学，厦大才是真正的“大学”。在读博的日子里，有了更多机会跟随潘懋元老师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重点大学，有幸结识了国内许多的教育学大家。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的熏陶中，对梅贻琦校长的“所谓大学者，非所谓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有了初步感悟。
如果在第一个10年问我什么是好大学？好大学就是让人眼睛一亮的校园，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有图书资料丰富的图书馆，有设备齐全的体育设施，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有良好的学风教风，有与同窗一起勤奋读书的单纯与快乐。
二、“好”大学就是有钱
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异国（地区）的大学已经是博士毕业后的事情了。1994年10月，在“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奖学金基金”的资助下，到香港做访问学者。此时的香港还没有回归，整体的大学制度是英国模式。在香港三个月，走遍了当时由港府拨款的7所大学，初步知道了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讲座教授制、通识教育，以及毕业典礼穿学位服拨流苏等一系列很有仪式感的活动，许多做法令我耳目一新。
第一次接触到“一流大学”和“排行榜”的概念是在香港。大约是在1994年11月的一天，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卢乃桂院长交流时，他告诉我：北京某“顶尖大学”校长在香港大学演讲，大意是说在亚洲大学的排行榜上，虽然目前香港的一些大学排名比较靠前，但再过二三十年，内地的大学排名一定会超过香港的大学。卢院长说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他不认可该校长的说法，觉得内地的大学要成为亚洲一流、世界一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时我内心并不认可他的说法，但又找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因为当时香港的大学，教学科研条件十分优越，计算机和图书馆十分现代化，教师工资之高，硬件之好，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在香港访学期间，做的研究课题是“香港地区大学教师的薪酬研究”。这时才发现，香港高校的教师工资居世界第一，助教年薪也超过40万港币，高级讲师以上则可以拿到百万年薪。90年代初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一年经费就是2亿港币，比厦门大学一年的经费都多，当时厦门大学一年的经费预算是2个亿左右。1991年创办的香港科技大学，正处于建设和招兵买马时期，薪酬待遇比其他大学还高，吸引了世界各地学者和青年才俊前往应聘，当时大约400多位欧美国家毕业的博士应聘一个讲师位置。香港中文大学在此期间开始设立文科博士后项目，博士后月薪大约是3万港币。当时的感觉是，每看一页书就有一笔不菲的收入，实可谓“书中自有黄金屋”。
在香港的大学校园，第一次看到有残疾人无障碍通道，后来在世界许多大学，包括印度和非洲的大学校园，也看到了这一幕。即使在一些年代久远的旧建筑，也完成了无障碍改造。第一次看到大学的卫生间都配备手纸，至于后来出国，再看到大学的卫生间有手纸，也就不觉得稀奇了。而时至今日，卫生间有手纸的高校，在国内仍是屈指可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尚俊杰副院长在一次会议上曾提出：判断“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学校的卫生间是否配备手纸。此时似乎有了一点感觉，一流大学在基础设施上，需要有更多人性化的考量。第一次看到了《校长报告书》（也叫年度报告），从中可以了解学校的各种基本信息。此时才知道，作为公立大学，向社会和全校师生公开学校基本数据，是一所大学应尽的责任。而这些《校长报告书》也成了我们这些研究高等教育的人，掌握一所大学基本情况的窗口。在如此不差钱的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看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校内送达公函的信封，竟然在信封的一面，印有多个小方格，每用一次，收信人就会在一个方格里签上名字，一个信封至少可以用上20次左右。之后在英国的利物浦大学，也看到了类似的信封。后来在厦门大学工作，只有朱崇实校长给我转来的各种文件和师生来信，经常使用旧信封。有钱而不奢侈，有钱，更会用钱，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5年9月，在“中英政府友好奖学金”项目支持下，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教育学院（1881年创办，属于英国红砖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香港经历的许多“第一次”，在利物浦大学得到了验证。与香港的大学相比，利物浦大学显得更古老沧桑，又经历了许多“第一次”。
第一次参观一流实验室。在利物浦大学第一次参访了地质系的地震实验室之后，对什么是“好”大学有了一些新的感知。在地震实验室，我发现实验室设备并不都是新的，有部分设备看起来都很陈旧，有点儿像东北冬天取暖的锅炉房一样，对此十分惊讶。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毕亚新副教授告诉我，利物浦大学的地质学科是英国第一、世界领先，地震实验室是世界最好的实验室之一，我国地震研究所多年不断线地送科研人员来该实验室交流。他还说：看一个实验室的水平高低，仅仅看设备的新旧还难以下结论。这些看似陈旧的设备，都是研究人员自己动手制作的，因为从事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没有那么多现成的实验设备等着你。
若干年之后，我才逐步理解毕亚新副教授当年说的话。因为后来在日本的东京大学、东北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参观实验室的时候，同样发现，日本大学的一流实验室的设备也不都是新的。直到2015年8月，与从日本归来的厦大材料学院刘新军院长聊天，才终于对这个话题有了深刻理解。他说：在日本大学的实验室，几乎看不到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实验设备，都是“Made in Japan”。问其原因，他说日本的高科技产品大都是出自大学与企业的合作，企业的最新产品也都是在本国的大学最先使用，希望得到科学家们的验证和“挑刺”，以便改进。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一流大学、一流实验室，在做一流研究的时候，伴随着研究进程，几乎都有自主研发的实验设备。
20年前在利物浦大学看到的实验室一幕，在后来的出访中，多次得到了验证，终于意识到：在做最前沿的、具有原创性研究的时候，往往没有最新的设备支持，只能自己研制。靠有钱购买新的实验设备，研究的起点可能就降低了一个等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我今天参观国内大学各种实验室的时候，当听到介绍这是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时，总是提不起兴趣和精神，乃至于内心会问：你们用这些一流设备做出了一流成果吗？一流的研究是“创造”出来的，这是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第一次知道和体验了英国大学的“Tea Time ”，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每天上午9-10点和下午3-4点，教师们在“Tea Room”喝茶吃点心，畅聊学术，享受一段美好的“Tea Time”。那时对国外大学的管理还没有深入到内部，也没有兴趣儿关心大学是如何管理的，此时对“Tea Time”的了解，还仅仅停留在休息聊天的层面，没有深刻体验它是大学的一种学术文化，是呈现大学文化的一种载体。
英国好大学给我留下的震撼，是在参访牛津和剑桥大学之后。依旧记得很清楚，1996年6月底，几位同期回国的访问学者结伴去牛津和剑桥大学。一到剑桥镇，就被深深地震撼了。水溯剑河波浮桥影，古朴典雅的建筑馥郁中世纪的气质，阳光倾泻在绿意盎然的草坪上，莘莘学子挥斥方遒，仿佛世外桃源。当时就与同行的伙伴们说：如果再有机会上大学或读博士，一定要来剑桥大学。与剑桥大学相比，以前就读、工作和访问过的香港中文大学、利物浦大学、厦门大学和沈阳师大等，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剑桥才是真正的大学！正是见过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了。这种与原来就读学校相比产生的落差让我恸然，对“好”大学的求索与向往悄然蛰伏于心。坦率地说，前二个10年对大学的理解，还属于走马观花，就像当下的游客参观厦大一样，无法理解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和精髓。
如果在第二个10年问我：什么是“好”大学？首先一定是有钱，“好”大学就是用“钱”堆出来的。其次，好大学要有历史，无根的大学难以称之为好大学。虽然在利物浦大学地震实验室看到的一幕，至今不忘，但那还是朦胧的感受，还没有触及到大学的内在基因。当然，有钱而不奢侈，有钱后也要自己动手，也是这些大学给我留下的难忘印象。
三、“好”大学要有完善的制度设计
1997年10月，工作调动到厦门大学，实现了心向往之的好大学之梦。2002年9月至2003年8月，获美国富布莱特基金会支持，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一年。当再次走出国门，从西海岸到东海岸，走访了美国10余所大学之后，对好大学的理解开始系统化，开始用比较的视野反思在香港和英国看到的英式大学、在美国看到的美式大学和中国的大学，试图厘清美国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
美国的大学历史远远短于英国，甚至可以说是英国的“第二代大学”，但美国在继承英国大学基因的基础上，对英国的大学基因进行了改造，实现了升级，成为了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美国的大学比英国的大学更富有，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2年，正是美国“金融海啸”持续发酵的时代，但哈佛大学的富有不为金融危机所撼动，令我十分吃惊。在1998年，哈佛大学基金会有396亿美金，相当于当年的越南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排第66位，称得上是富可敌国。虽然到了2002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哈佛基金降到了310亿美金，在世界上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相比，也可以排在第80位左右。因此，从“比富”的角度，中国与美国的大学相比，差距实在太大。
为什么美国一流大学如此富有？原来大学基金会是美国大学的“秘密武器”。大学基金主要来自校友和社会捐赠，基金会运作的方式完全市场化，有相当一部分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甚至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如在2005年，哈佛大学基金就曾持有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国外上市的股票；2006年4月，耶鲁大学基金会获得进入中国股市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QFII)，成为首家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QFII资格的大学基金会。在耶鲁大学获批投资额度之后，有七所美国大学在中国资本市场进行投资，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等。可以说，基金会是美国一流大学财政的“蓄水池”，它确保了大学在经济危机阶段，顺利渡过难关。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在《大学何价——高等教育商业化》一书中提出：“对于高等教育商业化，简单的损益分析无法帮助大学做出正确的决定，学术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大学以更慎重的态度，去面对赞成或反对商业化的两极意见。”一流大学要有市场化意识，一流大学要懂得经营，一流大学要懂得以钱生钱，这是对美国一流大学的印象之一。
从内部治理结构而言，美国大学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终身教职（tenure）制度，这是走向一流大学的不二选择，且认为该制度的优越性胜于英国的讲座制。终身教职制度就是“非升即走”，坦率地说，在当时看到“非升即走”制度，只觉得是一个好制度，还没有上升到深刻的理念层面。表面上看，“非升即走”是大学的用人制度，是一种相对残酷的选人制度，但本质上是保护大学学术自由的一种制度。从制度上保护学术自由，是成为一流大学的前提，乃至“铁律”。哈佛大学之所以站在世界大学之巅，是因为当其他大学“非升即走”的门槛是副教授时，哈佛大学“非升即走”的门槛则是教授，大约5-6副教授当中，只有一位可能有机会升任教授。对于国内“双一流”大学教师队伍的科研实力，许多大学都在用“二八定律”来描述，至于是否准确，还有待考证，但总体符合实际。近年来，国内的“双一流”大学都在陆续推出这一制度，已经深刻感受到“非升即走”制度对我国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但要通过这一制度完成现有教师队伍的“换血”，恐怕至少还要20年。当然，终身教职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他可能导致教师队伍年龄的老化，也可能滋生“懒虫”，但恰恰在这个过程中，为科研人员的创造性提供了自由空间，这也许就是制度设计的最精妙之处。
在伯克利分校访学期间，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盈利性与非盈利性之分、大学通识教育、学分制、选专业与转学制度、研究生培养的研究助理（RA）和教学助理（TA）等一系列制度，都有了基本了解。这些制度已经是美国所有大学的基本制度，故不展开详述。
2003年9月，开始在厦门大学教务处做管理工作，对好大学认知的深化，还是在从事管理工作之后。学到的高等教育理论看似有了用武之地，实际上并非如此，也并非“线性”。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间的巨大“落差”，使我们这些“修炼”了高等教育理论的人，有一种“被打脸”的感觉，而且是经常“被打脸”的感觉。因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许多现实问题，是中国独有的。许多在美国成功的、看似符合教育规律的做法，在中国的实践当中却难以推行，在教科书上也找不到答案。四年的教学第一线管理工作，感受最深的是：好大学与人才培养尤其是本科人才培养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看似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命题，却与高等教育理论的若干重大命题的关系十分密切，与“双一流”大学更是密不可分。如当下提出的“以本为本、以本为根”、重视本科教育等看似很新的提法，其实都是好大学的历史特征、基本特征，也可以说是本质特征。
如果在第三个10年问我什么是好大学？答案一定是好的制度设计，既包括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顶层制度设计，也包括一所学校内部的顶层制度设计，因为任何高等教育理念都要有好的制度支撑，没有制度支撑的大学理念只能是无根的理念。
四、好大学要有文化底蕴
2007年开始我走上学校管理岗位，分管本科和研究生的人才培养以及国际交流，既有了许多现实问题的困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看世界大学。11年间访问了40多个国家的近170所大学。有经济发达国家有经济落后国家，有大学有学院，有公立有私立，有巨型有微型，有研究型有文理学院，有综合性有单科性，还有女子学院，对世界高等教育的“谱系”有了全景了解，真是百花争艳，各有千秋。
在副校长任期内，三次参加由教育部、国家外专局组织的“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先后到美国的密西根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培训。当再次以“学生”身份，近距离地接触国外大学管理者时，对什么是好大学的认识发生了许多改变。
在密西根大学两次培训期间，有幸听取了前任校长詹姆斯·J.杜德施塔特（James J. Duderstadt）和时任校长科尔曼博士以及该校所有层次管理者的报告，覆盖了一所大学的所有管理工作。虽然在此之前，看了如此多的国外大学，但基本上是宏观的认识多，微观的认识少；理论的认识多，实践的认识少；制度的认识多，文化的认识少；“形”的认识多，“神”的认识少，基本属于走马观花。正是在密西根大学的两次培训，对美国大学的管理有了深刻认识。例如：大学的跨学科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大学的创新创业课程与大学生的生涯指导、大学校友会与大学捐赠、大学通识教育与批判性思维等。在密西根大学的第二次培训，主题是教师发展中心建设，此时才知道，世界的200强大学，几乎都有教与学研究中心。正是在此次培训后，教育部发文，要求所有高校都要成立教师发展中心。这一举措与密西根大学相比，大约晚了40年。
在培训期间，如此近距离地、有多次机会接触美国的一流大学校长还是第一次。有中国校长问科尔曼校长：究竟是什么令密西根大学成为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柯尔曼校长回答说：“核心是大学的制度文化”。在我以往的概念里，制度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在科尔曼校长的眼里，大学的发展，表面是制度，背后是文化。具体到密西根大学的成功，她认为有四个原因：一是大量的捐赠。如2009-2010年度，整个密西根大学包括医疗系统的预算是52亿美元，而学校获得的捐赠就达59亿美元。为何密西根大学的捐赠成为后起之秀？原来校友会的贡献巨大。校友会不仅时时掌握校友的各种工作动态和收入动态，以至于还帮助新入职的教师接送小孩或找房子。密大校友会的功能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二是通过社会服务，不断获得大量的研究经费，包括来自联邦政府和企业。2009年学校的研究经费支出达10.2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联邦政府的资助，还有一些来自私人基金会和企业界。三是众多的学科领域和不断推进的跨学科融合，为密大带来了新的学科增长点和学术资源，更带动了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四是大量的博士生人数。2007-2008年度，全美博士学位授予总数约6.3万个，大约半数(48%)的由60所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研究型大学颁发。密西根大学2007-2008年度有753人获得博士学位。
柯尔曼校长对一流大学成长路径的回答，反映了她对美国一流大学形成路径的认识。大学要在考虑办学成本与效益的基础上关心学生的个人发展。第二，优势学科和跨学科融合是一流大学形成不可或缺的条件。大量的捐赠和不断增加的研究经费是密西根大学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两个重要原因。从表象上看，密西根大学几乎是用钱“堆”起来的，但若从大学历史的角度审视，在其背后实际上还是大学理念在起主导作用。对追求一流大学的人来说，理念显然比制度重要，让理念转化为行动则更为重要。如果忽略了一流大学的生成过程和路径，不能领会一流大学的生成机制，也许我们会走许多弯路。
对美国大学制度文化和内部治理结构的了解，是校长班学员有机会列席了一次密西根大学董事会。会议之前，董事会讨论的议题已经在网站上公布，有兴趣的师生可以在网上报名，旁听董事会。每次董事会事先拟定的专题讨论完之后，都会留出半个小时给旁听者发言的机会。例如，在此次董事会上，其中一个议题是讨论学费涨价，学生代表在会议上义正严辞地表明了学生态度，反对涨价，且明确地告诉校董们，如果下一次讨论学费涨价，一定要通知学生代表参加。如果在没有学生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学费涨价获得通过，学生会将无法“平息”学生意见。
每一位校长班学员在列席了董事会之后，都似乎感受到了心灵上的触动。这唯一的一次列席国外大学的董事会，给人们留下的反思空间实在太多。如果说密西根大学董事会的议程是一个制度设计，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即制度文化。一个大学制度文化的形成，想必一定经过了长期的激烈的博弈，如果大学无法摆脱从制度到文化的过渡，实现制度与文化的一体化，任何制度都会显得苍白。剑桥大学前校长阿什比说：“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就是培育大学精神和文化的过程。过分的浮躁、功利、限制等，都不利于一流大学基因的生长。因此，让大学制度转化为大学文化，刻不容缓。只有形成了制度文化，才能实现人文化成，达到文化育人的效果。
在密西根大学，随处可见制度文化的痕迹。例如博物馆图书馆等，很早就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有些博物馆致力于研究，有些致力于教学，对本科生和研究生意义重大。全校至少有12个博物馆且门类丰富：有19个图书馆和若干分布于校园各处的私人馆藏，有800万册图书、7万多份期刊及250多万册数字化图书。图书馆24小时对学生开放，如果学生读书过了午夜，可以打车回宿舍，打车费由学校买单。密西根大学校园各个角落随处可见摆放的艺术品，这种随意却有心的校园文化让学生饱受艺术的熏陶与感染，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审美情操和艺术鉴赏力。
大学的制度文化是一所大学的生命力，此类案例举不胜举。剑桥大学的Formal Dinner要求参加的所有人必须着正装，学生须穿学袍，学院的院士们坐在尊贵的高脚桌上，毕业典礼全程使用古拉丁文完成，受礼次序按学院划分，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经过仪式感熏陶的学子，身上自然散发出淑女与绅士的恬澹优雅，大学的“精致”从一树一草一花到学院大门和餐厅的高脚台，乃至用餐仪式、毕业仪式，都体现着无法复制的精美典雅。
就大学文化而言，厦门大学是一个典型案例。从1921年厦大建校那一天起，用钟声规范作息的习惯沿袭至今，钟声是长汀时期厦大人传承文化使命的历史见证，在从容淡定与抱朴守拙中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的厦大人止于至善；厦大“足不涉泥，雨不湿靴”的石板路，也在默默地诉说着先贤对学子的期许和对大学精神的坚守；每逢学术交流活动常常会邀请一名学生吹笛子，悠扬啼啭，愿百年后斯文在兹，厦大的传承与历史如白城外的汪洋经久不息，响遏行云。
一所好大学不可或缺的是百年建筑、百年大树、百岁大师，他们既是大学的“物理地标”，也是大学的“精神符号”。但是这些符号和现象到底是不是大学文化的本质，是否构成大学文化当中所形成的沉淀下来的，能够延续下去的东西？在我看来，这些能够从器物上反映出来的或者用肉眼能够看到的文化，包括一些校园文化生活，可以看成大学文化的表象，但我们更需要把“表象”深化，积淀成为“本质”的精神文化。一所“好”大学的酝酿，似一坛百年老酒，可能不需要多么华美的外在包装，其自然散发的醇香无声诉说着大学的文化与底蕴。
如果在第四个10年问我什么是好大学？答案一定是大学文化，是坚守大学使命的文化。“好”大学应有文化底蕴，引领社会，引领潮流，引领未来。大学的文化才是一流大学的灵魂所在；好大学既是钱堆出来的，更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出来的，更是一代代后人传承下来的。
五、心目中的“好”大学
“好”大学在不同的个体眼里、不同的国别里、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都有当时、当地不同的内涵与最“好”的答案。岁月流转间窥得不同真谛。我对好大学的看法经历了“少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中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老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变化。当我从知青成为一名本科生的时候，好大学是充裕的物质条件，景色秀丽的校园环境，良好的教学条件和宁静的图书馆，反正能上大学就是“好”；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好大学就是有一个好师父好导师，是可以跟着导师四处游学，享受师父的阳光雨露；在我成为一个地方高校的大学教师时，好大学就是有硕士点博士点，有学科平台，可以当硕导博导带研究生；当我成为一名“985”高校的教师时，好大学就是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和丰厚的薪酬；而当我成为大学的管理者时，从赞赏厦大的美丽，再到见识香港中文大学的优裕、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历史，震撼于剑桥大学的风范与高贵，深感不断加深的落差。但随着走访的大学越来越多，形态各异的大学恣意生长，百花齐放各有意蕴，不同层次大学间的落差又在不断缩小。回想起来，我看到过世界最富有的大学，也看到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大学，以至于在最近几年，特别想去看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非洲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看到的大学，比1978年我在沈师读书的条件还要艰苦。尤其是2010年，带着厦大艺术团去利比里亚大学演出，全校只有一个卫生间，主要是供校长使用。没有黑板、没有粉笔、桌椅板凳残缺不全，学生们围在一棵大树底下讨论，像寺庙的辩经一般。他们热烈讨论、认真思考的时候神采飞扬，眼神中透漏出对知识的虔诚与庄严，散发着耀眼的光芒。贫困落魄的荒原里野蛮生长的灵魂，贫穷和落后也无法阻挡他们放射出势不可挡的精神之光，此情此景，不禁喟叹：“好”大学何须一定要有金碧辉煌的大楼！“钱”可以堆出外在形象的“富丽堂皇”，可以登上各种大学的排行榜，可以实现各指标和达到统计数据的“光鲜亮丽”，但总是觉得这只是好大学的一个“横断面”，似乎缺少了魂的“横断面”。西南联大虽办学条件艰苦，但人才辈出，正印证了好大学不是立在物质上，是立在精神上。
虽然已经走访了几百所大学，突然发现，大学看的越多，就发现自己知道的越少。要归纳出一个好大学的模板，我也觉得不可能，更何况，世界上还不断有新型大学或大学的新形态出现。如完全没有固定校园的密涅瓦大学，学生行走在世界各地；如斯坦福的开环大学，基本颠覆了传统大学的模式。什么是好大学，在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也许越来越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绝对的标准。总体说来，好大学是一个价值判断，主体不同、时空不同，人们对好大学的判断也会发生变化；即使是同一个主题，也会因为阅历及体验的深化，对好大学的判断发生变化。一所好大学，应该有外在的形象，即漂亮的校园；有内在的制度，即保护对真理的探索和激发学生批判性思维；有深厚的底蕴和文化，即体现大学斯文和风骨的各种仪式；有悠久的历史，即没有断裂的阶段；有创新的精神和实践，即开改革之先河，可以影响其他大学。但我们需要承认，中国的大学，新的东西多，历史的积淀少；改革的东西多，坚持的东西少；跟别人学的多，自己原创的少；理想的成分多，落地的实践少；概念讲的多，行动的价值少；人才的称谓多，大师的数量少；宏大的叙事多，精致的东西少。
1897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发表《我的教育信条》一文，其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仍被奉为圭臬。于我而言，我对高等教育、对好大学也秉持了若干基本信念。模仿之，好大学应该具备如下特征：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以培养人为第一位的大学。有了学生，才有了大学，这是大学最基本的命题，也是办大学的基本常识，无论大学在社会需求的“压力”下，产生了多少新的功能，人才培养永远是本质功能，任何新功能都是基于人才培养的衍生。只有人才培养的功能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固定”下来，新产生的功能与人才培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做到“反哺”人才培养，大学的发展才是在一条正确的轨道上。培养人才，一定要有“温度”。即能给予学生终生难忘的人文关怀。厦门大学的免费米饭，就是源于西迁的长汀时期。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能够改变学生命运的大学。大学之所以从最初的“学生大学”发展到“教师大学”，再发展到今天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既是大学发展的一个自然轨迹，更是人们对大学使命认识的深化。今天的“以学生为中心”与昔日的“学生大学”是异曲同工，是对大学使命认识的再次提升。在具有深厚的“师道尊严”的教育传统中，实现这一升华，涉及到大学的方方面面，既包括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也包括改变大学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大学只有改变了自己，才能改变学生的命运。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超越了排行榜的大学。原本基于分类、统计需要的大学排行榜，正在开始左右和改变人们对好大学的原初认知，排行榜正在侵蚀大学的精神和文化基因。在今天在世界上的大学排行榜上，都可以看到我国大学的名字，且数量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许多人对此似乎并不认可，即使在一流大学工作的人，也不敢底气十足地肯定自己是一流大学人。原因何在？就在于基于绩效和工具评价导向的大学，虽然可以位列排行榜的前面，但却是与一流大学的学术文化相背离。“好”大学一定悬挂于排行榜前列，但没有悬挂在排行榜前列的也可能是“好”大学。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能够领跑的大学。大学是社会的思想者和引领者，但大学的组织属性，又使得大学成为所有社会组织当中相对保守的机构，“象牙塔”就是大学保守的代名词。我国的大学，由于发展的历史较短，从近代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舶来品”。时至今日，我国大学的基本制度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都是在学习西方，在社会和大学转型的过程，出现了许多“淮南为橘淮北为贽”的现象。因此，我国的好大学，就是在学习借鉴西方的教育经验时，尽快走出自己的路，且能够影响世界。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制度与文化有机结合的大学。从表象来看，支撑一所好大学的是制度，其本质则是文化，是渗透在制度里的文化，即制度文化。大学制度是围绕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保护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制度，一是激发学生创造力的制度。然而无论任何制度，都有天然的缺陷，几乎都与学术的创造产生矛盾，只有制度成为文化，成为学术共同体的自觉行为，其制度才有生命力。大学就像人们熟悉的中国水墨画，着墨的地方是画，留白的地方也是画：外在形象是我们看得到的画，内在底蕴是我们看不到的画，而我们要关心的正是水墨画留白的地方。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时代，支撑好大学的支柱是精神和文化；在物质条件相对充裕的时代，支撑好大学的支柱依然是制度和文化。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有定力的大学。在任何国家和大学的任何发展阶段，来自社会的干扰都无法避免，西方的推崇的大学自治与我国讲的大学办学自主权，其实都是一种理想状态，都是大学与社会博弈后的期待。因此，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一所大学既有选择，也有坚守，既要回应外部社会的需要，也要坚持自我理想的追求。大学需要担当，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在前进的道路上免不了有悲剧，有牺牲，有挫折，但这些都是走向成功前所要经历过的种种磨难，也是弥足珍贵的经验财富。一所好大学必定是能够在“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之间做出智慧取舍的大学。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懂得经营的大学。不可能每个大学都有钱，在有限的条件下把大学的资源用到极致就是好大学。大学走到今天，政府对大学财政支持力度的降低是普遍现象，大学懂得经营已经成为好大学的成功之路。2002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弗朗索瓦•维克多•涂尚教授说：“一百年前，州政府给学校的拨款占年度经费95%，而2017年，政府的拨款只占15%，但今天的大学质量并没有下降。”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懂得经营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育人的天职，更不是要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相反，真正的好大学，通常都是深谙经营之道而又不忘育人初心的大学。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十分精致的大学。精致是一所好大学的气质，“精致”意味着大学对细节的关注与执着，意味着理解、沟通与包容。作为一种兼具育人和服务功能组织的大学，必须要关心每一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注重对每一个教学环节过程的不断改进，关注每一门课程内容与结构的合理设置。一所精致的好大学，必定是一个能够让校园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学，不论是楼宇亭廊，还是运动场所，都应该被精心设计成一个能够为师生提供交流与探讨学识的空间。只有当精致成为一所大学的优秀的习惯，才有可能将追求卓越的基因融入学校发展与学生成长之中。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能够把教育理念转化为扎实行动的大学。大学自诞生之初，就有其理念，践行理念就是要将愿景变为现实。从理念到行动，大学需要回归教育，再识教育，遵从规律办好教育。我国正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中国大学也逐渐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践行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没有什么比将先进的、科学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更能提升本土大学的影响力和声望。因此，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自然也要“讲好中国高等教育的故事”，一所有所贡献的好大学恰恰就是能够善于把教育理念转化为扎实行动的大学。
一所好大学，一定是有危机意识的大学。我注意到，几乎所有国外大学的校庆，都有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就是反思和预警。这种反思和预警精神，是一所大学不断取得进步和突破所必不可少的力量，但在国内大学的校庆中，却是鲜少见到。中国大学所处的国情、社情远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方的大学都要复杂得多，发展中的旧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新问题已经接踵而至，新旧问题交织，使得大学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倘若，当下我国的大学再不认识到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再不反思历史上留下的教训，就难以从已经发生深刻改变的世界中发现新的机遇，赢得主动权。
好大学的特征远不止上述10项，好大学是立体的，是从里到外的，是从文化到制度的，是从教师到学生的，是从管理到服务的，是从盖房子到种树种花的，是从专业到课程的，是从开学典礼到毕业典礼的，是从黑板到PPT的，是从咖啡厅到书店的，是从体育设施到植物园的，是从运动队到交响乐团的，是从校长到敲钟人的，是从厕所手纸到信封的，是从信封到无障碍道路的，是从通识课程到创新创业课程的，是从校训到队呼的，是从选址到盖房子的，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在。
过去40年，阅读了许多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今天才明白，为什么世界第一本高等教育名著会出自于英国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之手，那是在告诉后人：办大学要有虔诚的“宗教精神”；大学的起源基于理念，大学的未来同样基于理念。中译本将纽曼的代表作“The Idea of University”译为《大学的理念》。如果今天叫我翻译这本书，一定会把该书的中文书名改为《大学的理想》，因为大学的理想永远在路上。
在我的大学时代，从本科到硕士阶段，再到博士阶段，我的任课教师和硕士博士导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他们的学历都不高，都是本科生，可他们对教育教学的热爱深深地感染着我们。然而，当跨越年龄和身份的时空，面对今日的大学教师群体，都是清一色的硕士博士时，对好大学的认知又“回归”到了“初识”。内心一直有一个“疯狂而浪漫”的愿望：退休之后要再上一遍大学，重新做回学生。我不想只是游走在“好”大学的门外看大学，我想走进
“好”大学的课堂，坐在讲台下面，褪去“大学管理者”、“教授”的标签，回归到一名学生的身份，虔诚认真地听课做笔记，怀抱着图书走在石板路上，与年轻的灵魂碰撞思想的火花，让“好”大学不再是我苦苦探求，冥思而得的理论幻影，而是教室里不经意洒落在书本上，触手可及的阳光。
虽然我国的大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从年龄的意义上说，年龄最大的大学有123岁，最年轻的大学只有2岁，但今天的中国大学还有许多属于“第一代大学”的特征。例如在建设“双一流”的背景下，今日大学盛行的“工分制”式的绩效考核和评价显然与现代大学制度相悖，它是基于经济人的假设和制度建设。因此，建设好大学，我国的大学都需要补课，需要补大学常识的课。
今天，我国大学在硬件上与国外大学相比差距在缩小，钱已然不是建设“好”的标准了，关键是制度和文化建设，只有真正做到制度健全，文化引领，才是真正的好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