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马 楠 曾玲晖 刘 叶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年04期
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总体上还是难以适应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的需要，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同质化、同结构化发展倾向严重，成为制约我国教育现代化的突出因素。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要印发《开展引导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发展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为重点，引导部分有条件、有意愿的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高校转型发展。
这一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是基于国家政策重点鼓励的科技创新方向和模式提出来的。知识经济主导下，我国连续提出科教兴国、创建创新型国家、推动产学研合作、创新驱动（党的十八大）等发展战略。其中，如何充分发挥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资源优势，解决产业技术“空心化”并进而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以及解决科技、教育、经济“三张皮”问题的趋向占有重要地位。针对高校开展应用型建设试点，意味着国家开始重视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即能够实现科技与经济相协同的高等教育模式创新。基于协同创新开展创业教育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手段和核心内容，大学全面开展创业教育，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在今后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向之一，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促进产业升级，社会管理创新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措，是实现教育为创新主体创造更大价值的重大改革，对加快调整高等教育结构、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需求
我国大学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20世纪末才有一些高校自发性地开始创业教育的探索。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很早就意识到创业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美国大学实施创业教育已有50多年的历史，到1999年，全美已有1100所高校开设创业教育课程，创业已成为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闻名于世的微软、雅虎、谷歌等最初都是由在校大学生创办的。据统计，硅谷60-70%的企业由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创办，有64%的美国青年已将创业作为就业的第一选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战略大背景下，教育部于2010年4月下发了《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并专门成立“教育部高等学校创业教育指导委员会”，要求各高校根据本校实际，全面开展创业教育工作；教育部副部长陈希更强调指出，创业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融入专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在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动下，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在最近一段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与此同时，随着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战略的提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高校都开始积极开展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工作，并把开展创业教育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手段和主要任务。
以浙江省为例，明确出台了《关于积极促进更多本科高校加强应用型建设的指导意见》（浙教高教〔2015〕47号），确定争取用5年时间，推动更多本科院校加强应用型建设，使应用型专业占所在院校专业数的70％以上，在应用型专业中就读的学生占所在院校在校生的80％以上，前8位应用型专业就读学生占所在学校在校生的30％以上，学校应用型特色鲜明并为社会认同；提出要创新办学机制，使高校将产教融合、校地校企合作作为建设应用型高校的重要途径，增强创业能力，推动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于2015年7月正式发文公布了首批41所加强应用型建设试点本科院校名单，占全省58所本科院校总数的70.7%。同时，这41所应用型建设试点高校均普遍建立了创业学院，并完善相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根据学校自身学科专业特
点和办学条件，推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战略相衔接。到2017年，预计将形成10万人左右在校生规模。
二、协同创新与高校创业教育的理论联系
关于协同创新（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国外学者认为“协同创新是通过思想、知识、专门技术和机会的共享创造跨越组织边界的创新，是保持个体组织（企业）的持续创新、增补其创新力量的一种手段，能够使企业弥合已有创新水平和所需创新水平之间的差距。”在我国，当协同创新放大到宏观层面，主要运作形式即是产学研协同创新。关于协同创新的内涵本质，国内研究主要在产学研用相结合的视角中予以理解，如“协同创新是通过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其中，关于“合作”（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与“协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的本质区别，国外学者认为：“合作双方是以自身利益为基础开展活动，而协同要尽可能顾及对方的利益，就像对自己利益的考虑一样。”显然，与合作相比，协同更加强调基于实现共同目标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当前协同创新研究主要以协同学理论、学术资本主义、三重螺旋、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为支撑。Ｆｒｅｅｍａｎ和Ｌｕｎｄｖａｌｌ等以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为支撑，提出区域创新系统、产业、部门创新系统、技术系统、创新网络、集群创新的组织模式，引发了大量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结构、目标、合作各方的组织特征等研究。Ｅｔｚｋｏｗｉｔｚ等以学术资本主义、三螺旋理论为支撑，提出大学———产业———政府的三重螺旋创新模式，并在此框架中提出创业型大学的概念，以区别传统研究型大学的角色定位、组织目标与使命。
高校创业教育为何要基于协同创新？也即协同创新的必要性和动因的问题。关于该问题，国内外的原因是同一的，那就是促进教育、科技与经济的有效结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共同推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从实际效果看，据调查，美国企业研发投资回报率平均为26%，有协同创新的大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达30%有协同创新的小企业投资回报率更是高达４４％，而没有协同创新的企业研发投资回报率只有14%清华大学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常务副主任、科技开发部副主任谭鸿鑫认为“协同创新是国际企业发展的主流。”从各创新主体的动机来看，Ｌｅｅ指出，“获取互补性研究成果、进入新技术领域、开发新产品、接近大学的重要人员、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是企业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要动机。而大学也能从合作中获得企业对其研究的经济支持、推进研究的实用性、探索新的研究领域以获得更多的学术成果。”也就是说，协同创新的展开能够有机地整合高校与企业资源，能够调动高校和企业的参与动机，促进产学研的对接与成果转化应用，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展的创业教育，才是立足于产业应用和学术前沿的最有价值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教育。
三、面向创业教育的高校协同创新组织模式
作为联接科学创新和技术商业化的跨组织合作模式，高校对协同创新的关注与重视在近20多年成为主流。然而，我国高校目前的产学研合作还主要停留在技术转让、合作开发和委托开发等较低层次的合作上，共建研发机构和技术联盟等高层次的深度合作还比较少。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创新有37%是常规技术咨询，33%是合同委托开发。可见，缺乏实质性作用的协同创新平台是高校研究成果与企业需求脱节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的创业教育也必将与社会实际脱节。而发达国家产学研合作经历了技术转让———委托研究———联合开发———共建实体的一个过程，如美国硅谷的成功关键在于形成了以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行业协会为核心的协同式区域创新网络。借鉴成功的经验，高校创业教育要真正发挥协同创新的作用，应彻底改变传统的大学与企业的点对点合作模式，突破以往从研究到产业化的线性模式，实现基于协同的并行模式，甚至网络化模式，构建由企业、研究机构、大学、风险投资机构、中介服务组织等通过产业链、价值链和知识链形成的战略联盟或各种合作。
关于高校协同创新平台的组织模式，有一种基于知识交易的知识中介（科技中介），其产生缘于新知识、技术的产品研发或服务的风险，在大学和企业之间有效地搭建了桥梁。知识中介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高校内部的知识中介，如技术转移办公室、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大学———工业研发中心、协同创新中心等，和高校外部的知识中介，如研发代理机构等。按照存在形式，又可分为实体平台与虚拟平台。虚拟平台致力于信息发布的公共信息服务网络平台，旨在于技术供给方和需求方在线项目洽谈和对接。实体平台包括定期举行的洽谈会、博览会、对接会等。当然，高校外部的各种实体机构，政府主导的生产力促进中心都包含在其中。
四、基于协同创新能力测度的高校创业教育评价
知识经济主导下，高校围绕着知识生产与转移，经历着从科技到创新再到科技与教育相结合的流变过程。面对政策的驱动以及知识经济对大学组织提出的新要求，我国高校不得不跨越组织边界，由单边组织向混成组织转变，建立如“2011协同创新中心”等混成组织，致力于协同创新。
协同创新能力的测度研究，首先从混成组织的本质特征和运作机制出发来探索其是否具有协同特征。研究显示，协同是混成组织运作的内在逻辑与根本要求。因为，基于混成组织的构成要素而言，其本质特征在于综合了来自三个不同类型组织的要素和运行逻辑。与传统组织相比，协同发展是其核心要求与要素之一，混成组织的持续发展与有序运作有赖于共同的利益、可持续的成果产出。基于合作与协同的本质区别，产学合作指跨组织的合作，通常是通过合作人员点对点的互动（ｐｅｒｓｏｎ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来建立大学与其它组织的链接（关系）。学术创业等混成组织则是将发明专利转化为产品并推向市场，涉及多重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其次，现有研究从协同的活动本质及创新绩效来探测表征协同能力的关键指标。研究已经证实，协同能力是可测的。对于协同能力的测度，已有研究主要采用结果导向的方法，即创新绩效来测度协同能力。而对于表征创新绩效指标的设计，已有研究主要从不同创新主体的合作能力来切入研究，如考察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合著的论文和出版物、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知识产权案例的占比）、国际开放程度（外资进入情况）、大学———产业合作质量（人均国际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数或大学与企业合作发表论文数和交叉引用率）等来测度大学与企业等创新主体的合作强度以及大学的创业倾向。
将以上思想和方法具体应用到高校创业教育的评价中，可以聚焦到工作保障、创业教育、创业实践、创业指导服务、工作成效、创新特色六个方面，具体评价组织领导、工作机制、人才培养方案、创业课程、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实践平台、创业实践活动、创业指导服务、就业质量、创赛获奖、创业孵化实效、特色创新（理念和模式）、特色实效、社会影响等若干指标。除了关注创业教育的覆盖面、自主创业和参与创业的学生数、创业课程建设、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创业指导服务和创业项目孵化专用场地配置等校内指标外，要特别关注以下协同创新相关指标：① 协同创新实践平台建设，考察学校是否在校外建设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大学科技园、大学生创业园等创新创业平台，且能够充分予以使用，并有具体的管理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在校内是否建有成效明显的校级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校内各类实验实践教学平台是否面向学生开放；② 创业实践活动的开展情况，考察学校是否建立了高校与政府、社会、行业、企业协同合作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的机制，并能够多渠道、多形式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是否开展创业实践教学、创业计划训练和创业竞赛；③ 学校是否积极聘请企业家、创业成功人士、风险投资人等担任创业导师。
五、应用型本科高校创业教育影响因素及提升途径
对于推动应用型本科高校创业教育影响最大的是混成组织模式，其中各方的差异是影响协同的核心要素，成为其主要障碍。在混成组织中，内外部价值体系的不一致，组织文化（学术文化、产业文化、官僚文化、市民文化）的差异、目标的冲突是导致难以协同的最核心因素。在此框架中，影响有效协同的主要障碍来自大学的科层结构、运营资本、大学产出知识的实用性、企业的吸收能力与开放程度、双向的交流机制、共同的信任、每一方是否明确其职责和能力、之前的合作经历等八个方面。研究建议，推进高校创业教育可以软化官僚化（层级）结构，并采纳层级与扁平结构相结合的混合结构。为此，需要建立后官僚主义的混成组织以及相应的新机制和制度来引导日常工作（ｄａｙ－ｔｏ－ｄａｙ ｗｏｒｋ）以及培养共同的态度（ａｔｔｉｔｕｄｅ）和价值观。同时，构建基于混成组织各方共同利益的合作模式和规章制度。因为，当且仅当大学和社会（行业、企业）拥有共同的利益时，合作（协同）才会发生。如果没有形成一致的认同，或者制度规范，任何一方都很有可能演化另一方组织模式。所以，合作模式和规章制度的建立对于混成组织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效协同至关重要。
基于以上，要提升应用型本科高校创业教育的成效，混成组织中每一方制度都需要变革，诸如大学科研评价体系的变革，由纯粹的论文发表导向与成果转化结合起来；学生课程设计方法的变革，通过教学理念、教学法、教学评估设计和高科技辅助教学四个方面的重构，构建具有混成组织各方直接参与的学生全面能力成就测定评价反馈机制的应用型课程。当前，社会对大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非常强烈，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层面明确了创新发展的战略，指出了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强化高校创业教育的实施路径，接下来需要高校结合自身实际予以认真落实。创业是充满挑战的，创业教育也是充满挑战的，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