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 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改革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实力和潜力的主要标志，也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党中央做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就是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201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 3 699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2.7%。中国高等教育正式迈进了世界高等教育大国行列，但离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强国还有较大差距，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还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以及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如何优化结构成为时代命题。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投资步伐放缓、贸易增长疲弱、生产率增长缓慢、债务水平偏高。各个国家都极力地推动本国的经济转型升级，以顺应全球经济发展态势，抢占知识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制高点。经济转型升级并非“一扭即转”，而是需要技术、发展方式、人力资源等因素合力作用。高等教育机构是驱动经济转型发展所需人才和技术的重要源泉，高等教育结构改革有助于提供智力支撑、激发创新活力、促进要素整合，以及联通全球经济。

“依托资本换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我国经济向高端转型既期待更加和谐的发展方式，也需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效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从世界诸多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来看，高等教育作为高端人才供给的主渠道，对本国的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资源保障。作为世界经济强国和高等教育强国，美国强大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离不开其坚实的高等教育实力。20 世纪初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既重视通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延揽与培养拔尖人才，又重视高等教育普及，形成了高等教育基础厚实、高峰凸显的良好格局。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方面，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2000 年就达到了 68.1%，到 2011 年时已经达到 96.3%。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为经济发展及时提供了市场所需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中国近十几年来经济的腾飞，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培养了大量且满足经济增长需求的高层次人才也密不可分。但是，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在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上仍然有较大上升空间。如，我国位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学科与人才不足 ；2016 年 中 国 高 等 教 育 毛 入 学 率 达 到42.7%，仍不及美国 2000 年水平的三分之二。

经济转型升级意味着通过改进生产制造方法，运用新兴材料，创造更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提升产品的科技与知识含量。我国产业发展需要从大规模依赖消耗资源换取 GDP 增长的恶性循环中脱离，转向依靠知识与科技创新，发展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增长模式。

高校是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转化的主体，高等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从近年来中国高校获得国家三大科技奖励数据分析来看，高校获得国家三大科技奖（自然科学奖、科技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比例略呈逐年上升之势，2016 年所占比例高达 77.8%。其中，高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比例为 66.7%，象征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科技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的比例分别为 80.9%和 80.3%。 毋庸置疑，高校通过带动企业技术创新，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转型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较高，而知识累积、教育与培训、规模经济、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足。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开始弱化，依靠技术进步形成“技术红利”的需求日益凸显。数据显示，2007—2012 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为每年 9.5%，而自 2012 年起这一数据便开始持续下降。当前，经济增长需要转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与技术进步有关的生产率基础上。全要素不仅仅是指科技进步，还包括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国家治理结构与政府职能转变等难以衡量的因素。提高这些因素带来的效率提升及其所产生的额外经济增长，是供给侧有效改革的核心。

 在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向全要素方向推进转型升级中，高等教育能够提升全要素内容中最为关键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等教育通过提供优质教育，改造劳动力增量改为改造劳动力存量，有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促成新的经济增长源的形成。

中国实现了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外贸拉动为主向由内需特别是消费为主的重大转型，— 65 —并越来越深地卷入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中。从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 2015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式实施，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正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共同体并不断提升自身在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话语权。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发布的《“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 ，需要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一带一路”的推进，并不是简单地加强经济和贸易往来，更多的是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下，将创新的技术、创新的理念、创业的方式等与沿线国家分享，并实现互利共赢。企业“走出去”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投资环境、资金、技术，更关键的是要拥有大批创新人才作保障。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和关键，各项内容的深层推进，都离不开高等教育为战略发展提供强大的各行各业人才保障。高等教育也必将作为“民心相通”的重要内容，联通全球市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逐步实现了建设高等教育大国和人力资源大国的目标。然而，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知识经济兴起等诸多挑战，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少结构性矛盾。高等教育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前者包括区域结构（布局）、层次结构、科类结构等，后者包括学科专业结构、队伍结构、知识结构等。在这一复杂系统中，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层次、学科专业、研发经费和科技创新等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是反映人才分层培养的整体构想。构建协调发展的多层次教育体系，有助于培养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多层次的、不同规格的人才队伍，满足企业转型升级的不同需求。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主要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结构的培养人才目标不同，对经济转型升级所需人力资本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从高等教育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人数来看，各层次 毕 业 生 人 数 在 过 去 15 年 间 大 约 翻 了 两番。自 2010 年以来，专科层次毕业生趋于稳定，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数量则以更平缓的增速保持上升趋势。

 过去 15 年来，高等教育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各级人才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主力军。然而，高等教育培养的毕业生与市场对高端或新兴技术领域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也愈发凸显。

 一是应届专科与本科毕业生所具备的能力素质与企业需要匹配度不高，导致许多毕业生找不到满意工作，而企业却找不到合适雇员，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开始形成。社会与企业需要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熟悉某项操作与技能的实务型人才，然而毕业生毕业时具备的能力与完成工作所必需的能力之间构成了错配（mismatch）。 

二是高层次人才相对数量不足，无法全力支撑高端技术领域的创新发展。在“中国制造 2025”等战略驱动下，以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制药以及节能环保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 比重已达 10%，共享经济迅猛发展并成为“互联网+传统行业”的经典实践，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之大前所未有。然而，中国高校的博士毕业生人数占总毕业研究生数的比重却呈现出下降趋势，从 2005 年 的 13.27% 下 降 到 了 2015 年 的9.64%。如果中低端人才过剩而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得不到及时重视，创新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供给追不上社会与技术变革步伐的现象将日益凸显。

高等教育的学科与专业是针对特定领域分类而形成的高等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经济转型升级不仅亟须学科专业的发展与产业转型调整相契合，同时，在专业知识与技能教学方面也必须考虑来自市场对毕业生素质的需求。对此，有的学者指出，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越来越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环境；相对于经济发展环境的快速变化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强劲驱动，高等教育专业结构调整具有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尤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学的教育内容难以满足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发展所需高技术型人才的需求。当前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实用性知识与技能相对弱化，设计、操作、工程技术实践等应用性知识与技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高校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反映出其在校期间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企业所需有一定差距，学生反映其紧缺的知识与技术领域为销售与营销、法律、人力资源管理、工程与技术、经济与会计、设计、治疗与咨询、生产与加工、机械操作和客户服务等。

 二是科学、工程与技术相关学科和专业的人才增长速度略为平缓。科技创新和高质量产品供给均需大批善于创新的人才做保障。从与科技创新最为紧密关联的理工科毕业研究生数量分析来看，近年来理工科毕业的研究生比例稳定在 43%左右，低于十年前水平。

 三是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端专业型人才相对短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定位于以行业需求和就业需要为导向的培养目标，解决行业、企业急需的高层次实用型专业人才短缺问题。近几年来，硕士层次的专业学位教育增长速度较快，博士层次的专业学位教育发展迟缓，如，2012—2015 年，专业硕士毕业生的比例从 20.48%增长到 40.05%，而专业博士毕业生的比例则从 2.73%增长到 4.06%，总量和增长速度都远低于专业型硕士的增长。

研究与发展经费，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科研发展水平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也对以创新驱动增长的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目前，我国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等教育获得科技创新的发展势头。如，中国的研究与发展经费占本国 GDP 总量的比率从2008 年的 1.44%增长到 2015 年的 2.07%，但与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2.43%）仍有一定的差距；中国的人均研究与发展经费数量更低，2015 年中国的人均研究与发展经费为 297.41美元，美国、日本、英国分别是中国的 5.26 倍、4.51 倍和 2.39 倍。较大的差距严重影响了中国高校获得研究与发展经费的份额，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大学追赶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步伐。 

从来源渠道看，2015 年，中国、英国、俄罗斯和美国的政府给予直接投入的研究与发展 经 费 占 整 个 总 R&D 经 费 的 比 例 分 别 为21.26%、27.98%、69.52%和 24.04%，在政府主导的 R&D 经费投入方面，中国低于上述西方国家。我国研发经费获得工业界的支持比重高达 74.73%，普遍高于其他几个国家。此外，我国获得来自海外投资的比例低于英美等国，反映出科技创新能力能够吸引外资注入的能力不足；同时，科技发展的国际认可度和技术创新魅力也欠缺。

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支柱。从我国高等教育内部的科技研究结构来看，存在着科技投入与成果转化之间不匹配的现象。我国科研经费总量逐渐上升，其占 GDP 比重也稳步增长。（见下表）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科技研究与发展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课题数从 2005 年的 220 759 项增长到 2015 年的 516 718 项。虽然科研经费投入大幅上升，科研课题数量增长较快，但是科技转化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科研成果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科技投入的效益将大大降低。2016 年《自然》出版集团发布最新指数（Nature Index 2016），在国家与地区排名中，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高质量科研论文第二大贡献国。虽然我国高校在全球顶级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年度申请专利数量也已经领先其他世界名校，但科技成果却迟迟难以变成“真金白银”，反哺社会发展。2000 年以来，全球专利申请年增长率为 3%至 5%，我国专利申请年增长率却高达 20%，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专利申请数量从 2006 年的 57.3 万件增长到 2015年的 279.85 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数从 21 万件增长到 110.2 万件；专利授权数量从 2006 年的26.8 万件发展到 2015 年 171.8 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数从 5.8 万件发展到 35.9 万件。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虽然我国高校专利申请、授权数量呈现增长态势，但专利质量却不升反降，平均寿命只有三年多，专利转化率也普遍低于 5%。相比之下，美国大学在该国专利申请量中只占 4%，但专利许可费收入占 12%，每年收益超过 10 亿美元。

依赖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要素结构等调整的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大批高素质劳动力支撑。“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期，同时高等教育也迎来了深化改革的加速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不仅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思维理念，也是推进高等教育人才层次、学科专业、研发经费与科技创新结构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改革要进一步优化整体布局、促进多方联动、激发办学活力，加快我国高等教育从大国迈上强国的轨道。

一是加强高端理工科人才的培养，重点推进新工科建设，为科技创新打下坚实基础。我国的理工科高层次毕业生数量增长速度慢，特别是博士毕业生近年来的总量仅略有增长，难以满足经济转型发展对高端理工科人才的需求。因而，高校要适当增加理工科博士研究生招生比例，尤其是未来高端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领域，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 

二是加强国家急需领域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促进“政产学研用”融合，推动科技成果市场转化。根据对我国近年来高等教育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数据分析，我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与发达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我国必须推动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推进高等教育与市场企业的深度融合，促进高校研究成果能够迅速转化为市场效益。 

三是将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突破口，提升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根据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我国全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尤为重要。创新被看作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金钥匙，如污染、健康问题、贫穷和失业等。在这方面，创新的角色和意义已经超越了经济成功发展所带来的意义。我国要通过以创新创业为核心的高等教育结构改革，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和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质量，弥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跨越性发展。

一是保持高等教育稳步发展，提升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促进全民劳动生产率提升。在各类资源满足的条件下，继续保持一定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实现全民素质提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中国迈向世界高等教育大国的必然选择。因此，本科和专科层次需要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而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需要以质量为前提，适当提高理工科学生的招生数量。 

二是加强学生素质培养，提升毕业生具备与市场充分匹配的能力。博士、硕士、本科、专科各层次协调发展，使各类毕业生有效发挥自身价值。高等教育的每个层次类型都有其特殊的功能定位，人才培养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产业发展需要各层次与市场有效匹配的人才，满足市场对各层次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改革必须促进各层次人才实现数量与质量并进，使经济转型能够分享到来自高等教育不同层次人才发展的红利。

高等教育的系列结构改革和质量提升离不开充足的经费保障。各级政府需建立良性的高等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一是持续增加高等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确保人均高等教育经费不断增加。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扩张，学生数量快速膨胀，所需师资、设施等条件都需要强大的公共经费支撑。政府要拓展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深化高等教育与工业界、产业界的合作，使得来自社会的力量更多地投入到高等教育办学和科技创新过程中。 

二是加大对家庭困难学生和高层次学历教育学生的补助力度，使学生能够安心学业、潜心研究。在精准扶贫背景下，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意义重大，应当扩大资助范围和提高资助标准，同时分类增加对博士研究生的资助水平。 

三是提高科研经费标准，放宽经费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试验的投入，是发挥高校科技创新支持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在经费配置上，需要进一步增加基础研究和弱势学科发展的经费比例。同时，给予高校科研人员和教师更多的科研经费自主权，以激发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理念已渗透到各个领域，在经济全球化和转型升级背景下，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改革也应当顺势而发。经济全球化的特征表现为国际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全球性的大战略推进实施，国际化人才快速流动，国际的学术研究与科技创新更加深入。而这些特征所体现出来的行动，都需要高等教育融入全球化浪潮之中，培养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拥有国际能力和素质的高端人才。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针对性地制定推进策略。

 一是推动高等教育人才结构改革，有效培养符合区域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中国推进各项建设工作中遇到最为困难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才不足，其所需的并非是传统大学培养的普通型人才，而是具备国际素养、通晓国际规则等的国际化高层次专业型人才。因此，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结构改革方面，应当需要充分考虑我国实施重大战略时急需人才的专业和层次结构问题，有针对性地推动课程、专业、技能教学等改革，使高等教育培养的毕业生更加符合国际市场的需要。 

二是吸引更多国际化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加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提升高等教育师资水平，推进科技创新创业发展。留学归国的高端科技人才、海外人员与学生是知识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人力资本。国际化高层次人才有利于促进公司直接的技术转移和间接性的技术外溢。对管理、营销等非技术性创新能力的培养也要给予重视，因为它们对于知识利用效率的提升不可或缺。要扭转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外流，特别是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外流的现象，在资金激励之外，采取其他更为有效的积极措施，如，营造创新研究氛围、提高研究自主权、以能力择优晋升、加强研究与发明的知识产权保护等。

经济转型升级不仅需要先行先试，更需要均衡推进，通过创新增长以减小中国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与经济增长水平密切相连，经济转型升级对于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推进务必遵循共享理念，均衡推进，实现全面发展。

 一是加快调整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促进高等教育结构的布局均衡。我国高层次院校在东、中、西部的分布极不均衡，高等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城镇的辐射效应远远不足。而中西部地区经济产业升级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均迫切需要大批掌握先进技术，能从事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和专利应用的高层次人才。高校对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通过调整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发挥高校的外溢效应，从而带动城镇人力资源开发和区域品质提升，有助于推动实现《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相关目标。

二是持续加大中西部地区高等学校经费支持的倾斜力度，促进高等教育科技创新驱动地区经济平衡发展。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经济转型相对于东部来说起步较慢，其传统产业的比重占整个经济产业份额较大，更加重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因此，创新和科技驱动的方式对于中西部来说更加迫切，也更加迫切需要创新人才和创新技术，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改革负担也随之增加。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受限于经费的短缺和高端人才的流失，需要在经费、科技项目、高端人才等方面继续给予中西部地区高校倾斜支持，以更好地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转型发展。

 三是在加强“双一流”建设的同时，以多种方式支持非重点院校的改革。进一步激发非重点大学或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活力，在师资供给、经费保障、学科专业建设、生均公用经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进一步推动其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迈上可持续的特色发展道路。面向 2030，我国高等教育必须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根据经济、社会、科技等发展需求，及时推进多元化、多层次、多结构改革，以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与科技、文化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