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4年第一期10-15页。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部署，亟需建设一批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提供战略支撑。应用研究型大学聚焦高水平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应用导向的科学研究和区域产业科技创新服务，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交汇功能。东莞理工学院主动适应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产业布局，持续强化办学顶层设计的前瞻谋划，在构建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布局建设特色化学科专业集群、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体系、深化教育教学评价改革等方面探索应用研究型大学建设路径。
关键词：应用研究型大学 功能定位 应用逻辑 产业科技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部署，亟需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提供战略支撑。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的一体化，强化应用性成为大学提升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着力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系统复杂性程度日益提升。近年来，建设“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逐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并成为部分高校追求的办学目标定位。当前相关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分类逻辑[1]、困境[2]、路径[3]，一流应用型大学建设路径[4]，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科研职能发展[5]，研究型大学制度[6]、科技创新范式[7]等，以应用研究型大学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探讨较少。因此，有必要结合应用研究型大学建设实践，深入探讨应用研究型大学发展历程、内涵、功能定位等理论问题，为加快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应用研究型大学的理论内涵
（一）大学分类视域下应用研究型大学的提出和发展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导致系统的复杂性程度日益提升，如何建构科学合理的高校分类体系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抓手。依据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型”理论，高校分类一般有两种范式：描述性分类和规范性分类。描述性分类是对高等教育发展现状进行客观描述，是对实然状态的一种反映，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等特征，能很好地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规范性分类是这一种理想导向的分类，具有价值性，反映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应然状态，优点是稳定性好，但开放性动态性较差，无法适应高等教育的动态演变。[1]
从世界范围看，美国、德国等国家的高校分类体系具有代表性。美国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法，1973年开始对外公布第一版，此后定期持续发布修订版，其根据知识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将美国高等教育分为五大类，即博士授予大学、综合大学和学院、文理学院、两年制院校（社区学院）、专业学院和其他单科性院校。其中知识生产的广度用学科专业覆盖面来测量，知识生产的深度用学位授予的层次来测量。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法是一种典型的描述性高校分类范式。德国高校分类由政府主导，根据人才培养方向及办学层次将高校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学术性大学，包括综合性大学，这类高校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主要从事“纯学术”研究。第二类是应用科学（技术）大学，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一般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第三类是高等艺术和音乐学院。第四类是职业学院。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高校分类重视管理导向，是一种典型的规范性分类范式。在我国，随着高等教育的规模逐步扩大，国家在政策层面逐步提出要推进高校分类管理。2010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要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指导和管理。2017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探索构建高等教育分类体系。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此后，各地依据国家高等教育分类体系框架，结合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实际，相继推出了省域层面的高校分类体系。如上海市颁布的《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2015-2030年）》，构建了一个“二维”的高校分类体系，按照人才培养主体功能和承担科学研究类型等指标，将高校划分为学术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和应用技能型四种类型。按照主干学科门类或主干专业大类建设情况，将高校分为综合性、多科性、特色性三个类别。这是在政策层面，第一次提出了应用研究型的大学类型。
（二）应用研究型大学发展历程与概念界定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应用研究型大学由应用、研究型大学两个关键词构成，应用是修饰研究型大学的。故要探讨应用研究型大学的内涵，首先需分别对应用和研究型大学两个关键词的内涵进行阐释。一些词典将“应用”的内涵界定为：适应需要，以供使用，即满足需求，适合使用。[8]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应用性是其基本属性。长期以来，高等教育的应用性被人为地抑制，即使在社会的强烈需求下，往往以产业性、服务性、技术性、职业性等呈现。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大学的重要使命，大学的经济功能日益凸显。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环境中，“闲逸的好奇”和“知识本身即目的”不再是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应用性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获取合法性的新来源。[9]
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类侧重研究职能的高校，其产生和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10年洪堡建立柏林大学，对德国高等教育实施改革，提出教学和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将科研作为新的职能引入大学，形成了研究型大学的雏形，对欧洲和北美大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第二个阶段是二战后，美国在充分吸纳德国和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大力创新，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产生。美国得以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类新的大学模式，迅速扩散至世界各地。
从历史维度考察，应用研究型大学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初步发展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大学最早产生于中世纪，中世纪的大学职能单一，主要从事知识传播，但具有鲜明的应用性特征，如从专业设置和教学方法来看，中世纪大学普遍开设文、法、神、医四科，其中文、法、医三科的教学具有明显的应用性特征。从毕业生的求学和就业意向看，大部分学生选择法科和医科，且毕业后从事律师和医生职业。[10]
英国作为大学的发源地之一，在应用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英国高等教育先后出现过三次新大学建设运动。第一次是新大学运动。19世纪30年代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应用性提出了更高和更多的要求。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古典大学不愿进行变革的背景下，英国相继创建了伦敦大学等11所新大学。这些新大学围绕工业革命需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并将科学研究引入高校，高度重视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第二次是红砖大学运动。红砖大学是新大学运动的拓展，着力推进产学合作。第三次是多科性技术学院运动。多科性技术学院在办学上突出应用性和地方性，并相继升格为大学，提升了办学层次。美国的应用研究型大学源于赠地学院的兴起，最初的赠地学院主要以培养应用技术人才为主，办学层次较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大部分赠地学院升格为大学，并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普渡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这些大学具有鲜明的应用性特征，是引领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应用研究型大学是指以应用逻辑为导向，承担应用性人才培养、开展应用性研究、提供应用性服务等功能，具有较高办学水平，服务支撑乃至引领国家和区域产业科技创新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类高校。其基本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应用逻辑。学科逻辑和应用逻辑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两种观念，本质上是“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反映。学科逻辑注重知识的保存和发展，坚守思想的内在价值；应用逻辑重视市场力量，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关注知识的应用价值。[11] 回溯大学的发展过程，应用性是高等教育的根本属性，“应用性”不是“低水平”。二是办学层次属于研究型大学。大学职能的日益多元化，大学的发展呈现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大学的层次也在持续提升。从办学层次而言，应用研究型大学属于研究型大学。如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相继创建的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办学定位、学科专业设置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应用导向，可以归属为应用研究型大学的范畴。三是整体办学水平较高。应用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拥有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高水平的应用科学研究、高精度的产业创新服务、高效能的大学治理运行，可以为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二、应用研究型大学的功能定位
应用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类坚持应用逻辑的研究型大学，在坚持和遵循大学共性功能的同时，应重点聚焦培养高水平应用型创新人才、开展应用导向的科学研究和服务区域产业科技创新，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交汇功能。
（一）培养高水平应用型创新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在应用研究型大学的多重职能中，人才培养始终是其核心职能。发展应用研究型大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等高水平应用型创新人才。
应用研究型大学应聚焦学生的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打造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不断凝练深化人才培养理念，形成适应产业创新发展需求的人才观。精准研判区域和产业发展对人才的新需求，确立未来高水平应用型创新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标准；建立重点行业企业跟踪分析机制，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紧密对接企业前沿技术动态，敏捷更新迭代课程内容。优化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机制。将德才兼备、反思性、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等作为高水平应用型创新人才的核心特质，实施能力增值评价。
（二）开展应用导向的科学研究
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范内瓦·布什在1945年发布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中，提出线性科研模式，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生产经营”。基础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世界，坚持“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观；应用研究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注重解决实际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一维线性的科研模式面临较大的现实挑战。1997年，时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司托克斯基于对科学研究活动的长期观察和总结，依据求知和实用两个维度，构建了科学研究的二维象限模型。其中，巴斯德象限模型代表出于应用目的而开展的基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科学发展线性模型的局限，一方面，打破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传统二分法，认识到科学活动同时涉及知识的创造和应用，另一方面，拓展了对科技创新路径的认识，即科技创新不仅仅遵循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单向路径，也可以通过应用研究或工程问题的解决来逆向推动基础研究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一种基于应用情境、跨学科（行业）、更加强调研究结果绩效和社会作用的知识生产模式Ⅱ。这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具有极强的应用性，问题解决成为科学研究的重心，科学、技术、工程与产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以及学科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大学科学研究的范式面临重大调整。[12]
应用研究型大学在开展科学研究过程中，应顺应新知识生产模式的发展趋势，突破传统线性的科研发展路径：“科学→技术→工程”，打破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的界限，构建新的非线性科研发展路径，即“复杂工程→关键技术→科学理论”。坚持“四个面向”，将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作为首要选择，主动布局紧密对接区域产业集群的创新型学科集群，强化学科交叉融合，为跨学科研究提供重组的学科资源和交流机会。突破组织壁垒，加强大学与政府、科研机构等合作，集聚区域优质创新资源，全面推进协同创新。以重大科技研发项目为牵引、以行业企业关键共性问题为导向，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改革科研评价机制，更为关注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效果。围绕真问题，做出真贡献，推动真产出，实现真成长。
（三）服务区域产业科技创新
应用研究型大学的创新主要指基于科学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更新获得市场竞争优势，推动创新由传统的线性范式转向非线性范式，实现科学、技术和生产一体化。当前我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被卡脖子”的核心问题在于科技创新体系和产业发展整体架构之间存在系统性薄弱环节。基础研究与产品开发存在“创新断层”现象，即基础研究只面向“为真理而真理”的学术场域，产品开发则是基于经验的缓慢更新。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全球产业科技创新格局面临重大调整，以美国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后发型国家制造技术转移壁垒。产业科技竞争逐步呈现出区域化、在地化等特征。[13] 与传统研究型大学关注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相比，应用研究型大学更为关注知识的应用和转化，旨在构建完整的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的知识链。遵循应用逻辑，以产业需求为导向，重塑办学理念、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有组织科研、健全体制机制，将服务支撑乃至引领区域产业科技创新作为应用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出发点。
作为位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节点城市、拥有独特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的理工科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紧紧围绕大湾区创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东莞打造“科创制造强市”等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聚焦区域产业布局，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在建设应用研究型大学方面进行了大力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城市和产业共生共荣的发展道路。
（一）聚焦区域产业创新发展需求，强化办学顶层设计的前瞻谋划
随着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全面推进，地方高校发展正面临着竞争加剧、政策红利弱化、发展速度减缓、内生动能不足、资源保障出现瓶颈等现实挑战，依靠原有路径难以实现战略突围，必须走出舒适区，在明晰和加强办学改革的顶层设计前瞻谋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战略管理，优化战略路径选择，寻求参与突破，学校紧密跟踪产业前沿动态发展，深入调研摸排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实际需求，遵循产业需求逻辑，主动应对区域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重组的变革趋势，深刻把握应用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内涵和功能定位，持续强化办学改革的顶层设计。遵循“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高等教育改革探路”的办学思路，强化“支撑引领制造业创新发展、与城市和产业共生共荣”的思想自觉与使命担当，确立“以卓越的创新教育与实践造福社会”的价值追求，践行产学融合创新理念。
2015年以来，学校相继成为广东省首批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单位和唯一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示范校。学校在第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建设“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层次目标定位，先后组织编制《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总体规划（2015-2020年）》《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战略构想（2018-2035年）》等重要政策文本，统筹谋划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治理体制机制等领域改革，不断推动战略迭代。
（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构建一流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对应用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更新和更多的要求。应用研究型大学亟需在人才培养总目标、规格、课程设置、教学组织等方面进行大力改革，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着力培养高水平应用型创新人才。
近年来，学校深入调研产业发展需求，组织开展多轮教育教学思想大讨论，先后制定《关于加快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实施意见》《争创一流本科教育2025行动计划》等文件，确立“坚持知行合一、立德树人，着力培养适应现代产业发展需求，勇于担当、善于学习、敢于超越的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人才培养总目标，明晰“九个具有”人才培养总标准。
坚持产业需求逻辑，大力推进人才培养组织创新。与华为等龙头科技企业、高新产业集聚区、行业协会等多主体合作，建成10个现代产业学院。改变了传统的基于学科逻辑配置办学资源的组织建制，构建了区域创新要素融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新路径，全面推动产教深度融合。
全方位推进卓越工程师产教联合培养行动。聚焦产业科技创新，瞄准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行业产业“卡脖子”问题，充分发挥校企双方优势，集聚资源，集中发力，实施紧缺人才培养“奋楫计划”，组建卓越工程师“奋楫计划班”，构建开设产教融合课程、实习就业一体化培养、依托优质平台进行培养、双师队伍进行授课“四位一体”产教联合培养模式。建立共建、共治、共赢校企合作机制，将卓越工程师产教联合培养做深、做实、做精，共创中国工程教育新生态。创办工程师学院，加快推动本硕贯通的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
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结合学校办学定位与学科专业特色，聚焦集成电路、工业软件、新一代通信技术等重点领域，深化产教融合，与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等紧密协作，探索构建“更新培养目标—重塑培养要求—解构专业实践—重构培养流程—整合优势资源”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路径。着力推进本研贯通人才培养改革，全面实施“3+1+G”和“4+1+G”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在2023年8月举行的“兆易创新杯”第十八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研电之星”挑战赛中，获得“研电之星”团体奖和两个全国一等奖。
聚焦学生关键能力培养，加强一流课程建设。持续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推动知识、技术、实践根据学习目标交叉并行，开发了系列体现真实生产过程、学科交叉、项目驱动化等的产教协同课程，建成11个产教融合型课程群。聚焦科学素养、创新思维和工程伦理，构建由7大核心课程模块组成的通识课程体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大幅提升，2022年第八届“互联网+”省赛以17金的成绩位列全省第一，在“互联网+”国赛中获得2金4银5铜。
（三）坚持应用逻辑，布局建设应用型学科专业集群
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应用逻辑的制度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11] 应用研究型大学必须打破传统学科逻辑的路径依赖，紧密对接产业科技创新发展需求，注重解决企业行业共性关键核心技术的生产性知识，强化学科专业交叉，布局建设应用型学科专业集群，发挥“集聚-溢出”效应，有力支撑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学校充分发挥所在区域科技产业创新资源集聚优势，立足东莞“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城市特色，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区域产业布局，整合优势资源，着力打造智能制造、绿色低碳和创新服务三大学科专业集群，积极强化“产业链—学科链—创新链”融合，凝练和细分学科专业建设方向。其中智能制造学科集群重点开展机械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工程、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技术攻关；绿色低碳学科集群重点开展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等技术攻关；创新服务学科集群重点开展质量与品牌发展、产业生态系统、创意设计与城市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研究。形成工学学科集成度高、学科专业群与产业链关联度高、学科布局与区域主导产业契合度高的特色优势。工程学科、材料科学、化学学科、环境/生态学学科4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
（四）集聚优质资源，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体系
大科学时代，科技创新平台是大学开展科研活动的载体。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有助于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实现创新要素集聚和系统集成，提升大学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有利于培养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和组建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14] 通过人才、平台等资源要素集聚，全面提升服务产业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坚持人才强校首位战略，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围绕区域产业发展和学科专业建设需求，创新人才引进机制，按照“学科—产业矩阵”分层分类设计高层次人才“引育计划”、学科领军和骨干人才的校内外“引育计划”、产业精英人才与创新创业团队“引育计划”“校内学业导师+校外产业导师”的工程教育“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笃行计划”、青年教师工程实践教学能力“培养计划”，加快构建一流教师队伍发展生态体系。突出能力导向，强调对于产业技术升级的实际贡献，引导教师直接服务行业企业。2023年9月，学校城市安全防灾应急教师团队入选教育部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科教融汇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主动融入区域高水平创新体系建设。聚焦提升学校对于产业科技创新的“贡献度”，构建以重大科研项目为牵引、以行业企业核心关键问题为导向、以学科交叉融合为驱动力的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模式。以新机制创建科技创新研究院，布局建设智能制造创新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中心等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共同研发建设国内首台中子全散射多物理谱仪。与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共建粤港澳中子散射科学技术联合实验室，协同各方力量开展工程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首次作为牵头单位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项目“城市大规模建筑群地震灾害风险智能感知系统研发”。
构建一流科技成果全链转化体系，全面提升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能力。开展科技产业创新服务专项行动，与产业园区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精准遴选“科技产业创新服务小分队”进驻高新技术企业，深度参与企业的技术研发工作，为企业提供针对性的科技指导、咨询和培训。设置科技成果育成中心、科技超市网络平台，搭建知识产权全流程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以学校为理事长单位牵头组建“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以技术转移和科技合作为主线，构建中拉技术转移和政策研究协作网络，促进企业、科研机构、大学等创新主体深度合作，打造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科技创新与技术转移承载新平台。
（五）深化教育教学评价改革，持续提升办学效能
教育评价改革是具有“原动力”意义的改革，对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应用研究型大学建设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应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集中精力破解难点堵点痛点问题，着力构建更加开放、立体、弹性、人本、信息化和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破除制约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不断提升办学效能，开辟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和新领域。
学校坚持系统思维，深入推进内部综合改革，统筹推进学科专业设置决策机制、人事管理体制、科研评价机制、教学运行管理机制、教育教学质量保障机制等改革。构建“1+2+N”的教育教学评价体系。“1”是制定实施《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关键指标与评价体系》，“2”是指构建以二级教学机构教育教学质量指数（ETQI）和课程教学质量系数（CQI）为核心的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N”指各二级学院和职能部门围绕教育教学改革工作，制定相应的专门性评价制度。完善教师评价机制。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关键指标的人才评价体系，推动完善代表性成果评价、同行专家评议、长周期评价等机制。更为关注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效果。评价标准要从关注课题、论文数量转向对国家社会、行业企业的实际创新贡献。优化学生评价方式。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办法，完善德育评价、强化体育评价、改进美育评价、加强劳动教育评价，全面实施学生工程能力增值评价、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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